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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江】让难民回家!

 

92日早上六点,爱兰·科迪(Aylan Kurdi)的尸体被冲回到了海滩边。这是希罗多德的故乡,土耳其穆拉省的港口城市、度假胜地博德鲁姆(Bodrum)。这个三岁的叙利亚小男孩,同他5岁的哥哥贾利普(Galip)以及他35岁的母亲芮晗(Rehan)一起,最终丧生于一场延续了数年的大流亡中。科迪一家原本是居住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3年前,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科迪一家在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 Kurdi)的带领下,从大马士革搬到了阿勒颇(Aleppo)。随着内战的扩大,他们又从阿勒颇迁徙到了科巴尼(Kobani)。然而,这场在西方媒体中以自由为名的战乱仿佛幽灵一般,一直追随着他们。不久,伊斯兰国的黑旗便飘扬在科巴尼城外。科迪一家便不得不又一次随着难民潮,涌进了土耳其。就在今年六月,科迪一家向加拿大提交的难民申请被拒绝。三个月之后,悲痛欲绝的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三口棺材,重新回到了被战火吞噬的家园。在他妻儿的新坟前,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他问:为什么自己的家乡不能变得更好?

的确,为什么叙利亚,甚至是整个中东世界没有变得更好?阿拉伯世界的动乱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最初在西方媒体中那个“春天”一般的迷梦,已经在战火、鲜血与伊斯兰国的黑旗面前沦丧为一场噩梦。映照着那种在铁与血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这场延续了数月的难民浪潮下,欧洲被撕裂。而北美对此的沉默态度,也将那个在“自由和平”旗帜下放佛团结一致的“西方”斩成了碎片。

在世界媒体面前,这场难民浪潮开始于今年4月地中海上,一艘从利比亚驶向意大利的难民船遇难。一船500余名难民,大约400人葬身大海。实际上,随着中东动乱的开始,试图穿越地中海偷渡进欧洲的难民就与日俱增。这些难民,无论是因为家园被战火毁灭,还是因为试图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们都将这场艰难的偷渡旅程看做是通往希望的必经之路。他们或者穿过土耳其,或者驶过地中海,最终都想前往德国、英国、法国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欧洲国家。在那里,他们或者投奔早已移民的亲戚朋友,或者试图从零开始。总之,在他们心中,这些欧洲国家像天堂一样,充满着一切新的可能。

然而,很快他们便发现,天堂不但有一道铁闸门,里面还住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欧洲人。更令人担忧的是,天堂里也有经济危机。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欧洲天堂似乎重新回到了200年前。欧盟再也不是心同理同的一家人,而重新各家有了自扫门前雪的架势。在承受了几轮难民潮之后,意大利政府再也坐不住了,开始要求欧盟国家共同担负责任。意大利政府这一要求基础凿凿。根据《里斯本条约》,欧盟国家在遭到大规模第三方国家难民涌入的情况时,可以强行安排各国按配额接收难民。然而,“光荣独立”的英国则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自己不接受这样的安排,让这群为了谋取过上好日子的“经济难民”们自生自灭去吧。随后,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德国都开始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试图将难民挡在自家门外。

然而用脚投票的难民竟然不听欧洲指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匈牙利——当然,他们是不愿意呆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距离最近的天堂大约还有八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来到法国、来到德国、来到英国。就在几年前,当利比亚人聚集起来,推翻卡扎菲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天堂的守门人们告诉他们,推翻了卡扎菲,你们便会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地上的天堂。几年之后的今天,卡扎菲已经死了许久,而天堂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同样的故事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也门都在上演。许诺给他们以天堂的还不只是欧洲,还有那些富有的海湾穆斯林“兄弟”们。在那诸多从天而降的许诺之后,受难的叙利亚、利比亚、埃及、阿富汗人民们发现,天堂还是要自己去寻来。但是,历经千辛万苦偷渡到欧洲天堂的难民们发现,天堂的门不但锁紧,天堂的地界也缩小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尸体被冲刷上岸。原本应当是挤满了欧洲各地旅客的地中海沿岸沙滩,现在成了寻找天堂道路的难民们的临时家园。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这么赤裸裸地在人道的欧洲人民面前展开。的确,自从二战以来,欧洲人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成规模的死亡。在他们享受生活的沙滩上,在他们日常用以穿行与工作与住家之间的火车站里,那些从未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欧洲人,第一次与结构性的不平等、与死亡和冷漠、与饥饿和绝望站的如此接近。一场他们原本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并同情的战争,现在终于带着污秽与汗水站在了他们面前。与今天欧洲人的父辈不同,刚刚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们带着解放者的光芒,迎来了那批从殖民地涌来的新移民。他们不少人虽然肤色不同,但却衣着光鲜,他们带着家人与行李从船上下来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欧洲迫不及待需要的建设者。然而,70年后的今天,欧洲似乎从二战的废墟中走了出来,然而这批新的来自于第三世界的人们,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一群不受欢迎,且需要被管制的多余人。在骄傲的西方政治与经济精英主宰下,西方用了短短70年,从二战之后建立的平等与和平的理想秩序,走回到了19世纪那种霸权主义下社会与国际的大分裂中。

随着小爱兰的死,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终于彻底摆在了欧洲人面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抗议自己政府在难民潮面前表现出的冷漠。媒体也开始将这场难民潮称为一场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对媒体反映颇为敏感的政治精英们很快也做出了回应。9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一改之前强硬的抵制态度,表示英国要尽人道主义责任,再行划拨上百万英镑,以便接收“数千名”难民。这一在民间人道主义诉求压力下做出的妥协,为今天经济危机仍旧阴云不散、与穆斯林社群冲突不断的欧洲出了一道难题。在选票为王的欧洲政治格局中,今天的难民危机好像一道分水岭。一方面,以理想主义人道秩序为基础的欧洲政治,仍旧占据着欧盟政治理想的形式中心。一群在基督教世界主义关怀下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们,在这场挑战他们道德底线的危机面前,再也无法容忍各自政府的冷漠态度。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困境面前,大量涌入的难民不但成为欧洲社会的不稳定组成部分,更对本已千疮百孔的社会福利及就业市场造成了巨大压力。

对政治精英来说,如何消化如此大规模的难民,特别是大量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经济与政治难民,这是一个严峻的选举政治问题。究竟是向右走,用关门主义保护本国经济,用族裔民族主义拉拢广大社会中下层选民,还是向左走,用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拉拢潜在的新移民选民与知识分子?这无疑还将继续发酵。而与此同时,西方的领袖——美国,却在冷眼旁观。

本已千疮百孔的欧洲,在这场人道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在终于烧到家们口的战争面前,不但需要一次国际主义的人道援助。更需要通过这场援助,来重新改造他们——甚至是整个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种世界观。今天这个起火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变革进程中。正在燃烧的,是新自由主义观念下那种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

随着阿拉伯世界动乱愈演愈烈,也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现状,涌向经济发达与政治相对稳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难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必定还会增多。同时,相比欧洲国家来说,黎巴嫩、土耳其、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接受的难民数量则大得多。由此产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则又为新的大危机埋下了隐患。

欧洲目前所采用的救助办法,主要集中在内部消化。通过互相扯皮的办法,确定各国消化的总人数。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着复杂的法律制约。大量难民无法合法得到难民庇护资格,因此便不得不长期生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不但无法合法工作,更没有办法支持家庭正常生活与子女教育。无论是管理还是人道救助,都将产生大量费用。为了防止这场结构性的危机继续扩大,欧洲也到了不得不需要世界援助的地步。与坐视不管的美国不同,那原本被遗忘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却开始积极表态。埃及富商纳吉布·萨维里斯表示,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希腊小岛安置难民。让他们在岛上进行自主建设,开始新生活。阿根廷内阁首长费南德兹(Anibal Fernandez)也在94日表示,愿意进一步收容更多的叙利亚难民。面对这一场骄傲的西方世界造下的烂摊子,希望建设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自然不能像美国那样,蒙上眼睛,梦想坐等将这场人类共同的危机烟消云散。我们一方面应当向欧洲伸出经济援手,另一方面,也更应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呼吁尽一切可能,协助广大遭受战争苦难的中东国家尽快恢复稳定,并帮助他们尽早开始恢复家园的重建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三世界不应当是世界秩序的边缘,更不应当被看做是一个需要被管制起来,乃至可以在其土地上肆意妄为的区域。对第三世界的帮助,是希望创造一种发展机会的平等,也是一个人类共同发展与进步理想的世界主义政治实践。

让阿拉伯难民回家,让阿卜杜拉和小爱兰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这才是一场世界秩序变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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