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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慷 |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该如何收场?

 

 

 2016年,德国对难民继续慷慨,但默克尔政府在政治上日渐窘迫。

 

2015年最后一天,默克尔发表新年致辞,继续欢迎难民,讲话还特意配上了阿拉伯语字幕,以示德国对外来难民的友好。话音未散,科隆火车站就发生了一千多名醉醺醺的年轻男性“围猎”德国女性的恶性事件,数名女性被强奸,被性骚扰和抢劫的不计其数,施暴者多数是北非和中东面孔。杜塞多夫、斯图加特、法兰、柏林、汉堡等地也出现类似事件报案。

官方一开始隐瞒事情真相。科隆女市长表态,没有迹象显示罪犯是难民;德国妇女应该做好自我保护,多穿衣服,与陌生人保持一臂距离。科隆警察局长也守口如瓶,避免触及难民问题这根神经。德国媒体也自觉地“捂盖子”,捂了好几天,由于受害者在网上坚持不懈地抗议,终于捂不住了。后面爆出得不少细节令人瞠目结舌。有难民向警察出示写好的德语纸条:“我是叙利亚人,是默克尔邀请我来的,你们要对我友好。”


政客和媒体心照不宣地“捂盖子”,跟他们对极右翼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二战之后德国深入反思纳粹大屠杀,纳粹式的排外式极右翼在德国主流舆论中如同洪水猛兽,主流政党均恐惧其卷土重来。而难民的暴力新闻正是滋养极右翼的最好养料。在过去几个月中,德国政府和媒体不仅压下了大量难民暴力的报道,而且要求网络巨头们删除“仇恨言论”。有网民仅仅因为在网上抱怨过一句难民,而被处以巨额罚款。

但这种“捂盖子”做法,结果是使社会公众对正在恶化的治安掉以轻心,其最大受害者是德国女性。将近8300人口的德国,2015年登记了100多万难民,但据官方估计,还有20多万难民尚未登记。不管是否登记,这些难民,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来说,就是处于“流民”状态。任何社会里,“流民”都是最难管理的一个群体,他们与主流社会缺乏稳定的社会关联,日常行为也很难受到全面的社会监督,心态上与主流社会相疏离,也没有多少东西还可以失去,在德国这样注重人权保护的国家,对流民来说,犯罪成本可以说非常之低。一百多万难民中大部分是18岁-25岁之间的男青年,荷尔蒙分泌旺盛,肯定要搞点事情出来。更何况,这些难民的祖国有着与德国迥异的性别文化,一个女人如果穿着过于暴露,被会被认为是不庄重不检点,如果受到侵害,很难获得社会的同情。当难民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德国女性的时候,更更会放松自己的自我约束。

 

要让流民安定下来,就要尽快地“编户齐民”。登记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有稳定的个人住房,稳定的谋生手段。德国提供住房的能力是过硬的,难民到来大大刺激了德国的建筑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甚至是有好处的。但稳定的工作将是个很大的问题。在难民潮涌动之初,德国的工业家们怀着美好的憧憬,认为大批优质廉价劳动力要到来了,他们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了。但几个月之后,“优质廉价劳动力”的神话破灭了。有研究表明大部分难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德国需要经过艰难的努力,才能将他们培训成为合适的技术工人。德国很难提供多少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让难民干脏活累活,很多人还不愿意干。

 

那些荷尔蒙分泌旺盛、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难民,更会令德国政府头疼。要拯救社会治安,要么扩大红灯区规模,提供更为低廉的性服务(这又意味着更多的人口贩卖),要么尽快让难民将自己的家眷接过来,但这又会更快地增加德国的移民人口。德国的人口结构,将加速发生改变——而这正在德国的极右翼最关心的事情。

 

政客与媒体“捂盖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刺激极右翼。但盖子其实已经捂不住了,极右翼的势力也正在壮大。自从德国门户大开接收难民以来,一度内部分裂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 又重新兴起。2016年1月9日,大约1700人参加了Pegida组织的科隆游行。游行被警察驱散。1月10日,科隆发生疑似报复事件,两个不明身份的团伙围攻了6名巴基斯坦人和一名叙利亚人。再结合2015年发生的至少817起针对难民庇护所的攻击,可以看到,德国社会内部正在酝酿着激烈的排外情绪。如果难民制造的大规模恶性事件反复出现,这种排外情绪会从一小部分人传染给普通公众。

 

至今,我们看不出默克尔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在科隆事件的压力下,默克尔承诺政府将修改法律使驱逐违法的避难者变得更容易。根据德国现有法律,寻求避难者只有在被判处三年或三年以上徒刑时才能被驱逐,而一般的性骚扰很难判到三年及以上。但这只是对公众质疑的一个防御性的回应。问题仍然是,继续不设上限地接受难民,还是往后撤回?

 

事实上,不管是往前走,还是往后撤,德国都必然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继续增加难民数量,德国社会的消化能力有限,难民对德国社会治安的影响将更为显著,而极右翼势力进一步壮大更是少不了的。但反过来,如果难民政策发生逆转,变成向外驱赶难民,那无疑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德国所标榜的人权楷模形象,必将一落千丈。德国人民之前共同努力为德国所赢得的好名声,一夜之间可能就会付诸东流。而难民在被驱赶的过程中会作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也是很难预料的。至于德国人原来关心的族群融合的问题,德国的主流文化是否能成功改造外来难民的问题,这些都变得更加遥远。习惯于在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中生活的德国人,或许要准备好和他们曾经的生活方式永远说再见。

 

2015年7月15日,默克尔曾对14岁的巴勒斯坦女孩雷姆说:“….政治有时很残酷。你也知道黎巴嫩的难民营有无数巴勒斯坦人,如果你们都可以来德国,那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德国没办法帮助每一个人。”如果默克尔坚持这个态度,今日的德国就不会陷入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大量中东难民聚集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地,并无生命安全之虞。但默克尔的慷慨激起了他们寻求更好生活的欲望,收留了数百万难民的土耳其乐得减轻自己负担,鼓励难民进入欧盟,而德国是绝大部分进入欧盟的难民的首选目的地。默克尔的慷慨,为德国赢得了慷慨的名声,但慷慨的名声又招来了更多的寻求美好生活的移民。德国如何耗得起这个资源呢?


在《君主论》第十六章中,马基雅维利曾这样论述慷慨的美德:“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这几乎就是今日德国的写照。在默克尔“Wir schaffen das”(我们做得到)的口号之下,德国的过度慷慨,带来的是使用慷慨的能力的急剧下降。2016年,或许就是德国为其2015年的慷慨付出昂贵政治代价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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