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网刊
首页 > 专题研究 > 危机中的欧洲

【云柯】德国缘何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

北京时间19日凌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等的多数赞成表决通过了系列安保法案,至此,安保关联法案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安保法案正式升级为法律,作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从此被架空。二战受害国中国、韩国两国敦促日本坚守和平宪法;美国则表示欢迎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期望日美两国早日应用新安保法案相关条款。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国这次也对日本安保法案表示欢迎。

 

据共同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18日在记者会上就日本的安保相关法案审议表示,“正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讨论。应该欢迎日本在国际维和行动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该发言人还表示,日本有必要与中国等“邻国保持密切对话”。共同社称,默克尔支持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对他国军队的后方支援。

 

德国一向被认为已经彻底反省二战历史、去右翼化,我国舆论界津津乐道于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并将此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做泾渭分明的对比。为什么对纳粹罪恶清算得相当彻底的德国,这次竟然公开支持日本打破二战后的东亚秩序安排,通过新安保法案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内容与实质。该法案由《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两个部分组成,后者包括10个修正法,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PKO协力法修正案》、《船舶检查法修正案》、《美军等行动通畅化法案》、《海上运输规制法修正案》、《俘虏对待法修正案》、《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修正案》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设置法修正案》。其中,《国际和平支援法案》这一新立法的实质是“海外派兵永久法”。之前,日本如果进行海内外军事行动如派兵支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需事先在国会通过有一定时效的“特别法”。但新立法规定,只要政府获得国会批准,就可以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则废除了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允许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此前,日本政府需要满足“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或者有遭受武力攻击的明确危险”才能够行使自卫权。新法案则在使用自卫权的说明上增加了这样的条文:“不仅限于日本受到武力攻击,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生存受到威胁,国民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上被颠覆的危险。” 该条文的前半部分即是我们所说的集体自卫权,也就是盟国遭受攻击时视为向本国攻击,从而行使自卫权;后半部分则废除了“专守防卫”政策,即自卫权不再是受到攻击之后才能够行使,改为只要感到有威胁的存在就可以进行军事行动

 

其他修正法案也如此,《重要影响事态法案》的条文将“海外发生威胁到日本和平与安全的事态,放任不管的话,或将发展到对日本的武力攻击”视为“重要影响事态”,意味着日本突破了现行《周边事态法》中对自卫队后方支援行动的地理限制,将使自卫队向美军等外军提供军事支援的范围从日本周边扩大至全球。《PKO协力法修正案》则允许自卫队除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外,还能参与类似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等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海外军事活动。

 

不难看出,新安保法加强了美日同盟,以便日本更好配合美国满足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需求。这就涉及到我们将要讨论的德国支持新安保法案的第一个原因——美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实现其东亚安全战略,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于日本的认知事实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影响。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美国而言,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处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内容的首要地位,美国着力提升两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能力,并对日本在保障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寄予厚望。与之相应,日本则积极迎合美国的要求,希望利用美国的战略调整强化自身外交和安全自主性,甚至实现将日美关系从“依附型”转化为“合谋型”,同时借机加大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此次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美日同盟,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使得日本有理由主动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对于推动美国的亚太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显然是奥巴马政府非常乐意看到的。

 

与之相反,德国在东亚地区没有直接的安全政策利益和军事存在,对其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针对东亚安全问题,德国和欧盟内部迄今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讨论。但是作为欧洲的一员,德国在意识形态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利益上,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对于亚洲地区事务的认知,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受着美国的影响。二战后,马歇尔计划通过大规模援助把美国利益和欧洲以及战败德国的利益绑定到了一起,美国的援助帮助欧洲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也渡过了最不稳定的时期,同时也取得了卓越的政治效果——让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的民主国家站稳了脚跟,美国也赢得了可靠的盟友,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稳定的联盟关系。对于以欧盟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上都是他们都是不乐意看到的,如果日本在东亚对中国可以形成实质上的牵制,那么德国欢迎这一动作便并不令人惊讶了。

 

我们不能假设德国人对于二战的东亚战场持有与中国人相似的认知。德国学者迪特·库恩(DieterKuhn)在其专著《中国的二战》(Der zweite Weltkrieg in China)中指出:“在德国人以及德语区历史学者的意识中,与欧洲战场相比,中国的抗战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边缘事件。”有研究者考察了德国的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发现绝大部分教科书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要么完全不提中国战场,要么只是一笔带过。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德国人,又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历史通感抱有同情的理解呢?对他们而言,在东亚问题的认知上,追随美国就足以提供安全的选项,而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还没有大到需要德国政府向国民进一步普及东亚历史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也是直接导致德国迫不及待表示欢迎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原因,是德国面临欧洲难民危机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有更有效的行动作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移民国,德国重视移民在语言、教育和就业等方面融入本国社会。根据德国目前的难民政策,尚未获得避难权的难民可以获得略低于失业金标准的生活补贴,而一旦避难申请获得批准,难民会拿到护照和就业权,还可以获得家庭团聚权,并得到政府在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融入促进,包括上语言课,进行职业资格培训,还会及时安排难民儿童入学。德国从政府到民间欢迎难民姿态的基调直接导致近期难民数量激增。但在一个半月内一口气接纳16万难民后,德国的避难设施饱满,德国不得不宣布重启动边境控制,暂停执行申根协议,并且开始强化对入境者身份的检查和甄别。

 

德国的“紧急刹车”一方面使政府面临人道主义的谴责,另一方面德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政客开始对默克尔之前对难民表示欢迎态度表示不满,默克尔政府陷入两难境地。难民的迅猛增加给德国带来了极大压力,虽然目前的财政状况允许政府在2016年财政预算中追加60亿欧元专门用于难民安置,但具体负责难民收容和安置的地方政府仍旧不堪负荷,难以满足实际需求,部分难民安置点人满为患,居住环境恶化。难民涌入德国的影响还不止如此,难民的涌入使得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混居一处,相互之间也时有冲突,加大了德国社会治安隐患;同时德国国内对于难民的态度立场导致了社会分化排外事件激增,在德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反移民、尤其是反欧洲伊斯兰化的潜流也在不断寻找宣泄出口。

 

焦头烂额的德国一方面呼吁欧盟各国分摊难民压力,一方面希望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正如欧委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的悲观判断,只要叙利亚战争不结束,利比亚恐怖主义仍在,难民危机还将持续。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在当前的难民危机背景之下,美俄在如何处置阿萨德政权、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仍旧存在根本分歧,两国可能会进一步插手叙利亚冲突,对于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走向,德国难有实质性影响。在这个情况下,日本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使得日本自卫队向美军等外军提供军事支援的范围从日本周边扩大至全球,日本能够更便利地在美国的领导下介入中东事务,为解决中东乱局提供了新的力量,分担了德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过是符合德国切身利益的选择。

 

第三,共同的国家正常化的诉求,也是德国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期间在“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驱动下,战略精英层先后提出日本要在世界政治中强化发言权以及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增进国际权力。继90年代确立“入常”目标后,以首届安倍内阁将防卫厅升省为起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将“军事强国”指标纳入“政治大国”目标体系中,使“正常国家”概念更为彻底、完整;在传统经济外交、“战略性外交”之外,将安全军事手段纳入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体系。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发生在日本谋求“全面正常国家化”过程之中,对日本战略转型无疑具有关键性助推作用。此次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谋求国家正常化进程迈进了一大步。

 

日本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于德国来说并不陌生。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恢复全部主权,便一直努力寻求德国对外政策的正常化。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表述,解禁集体自卫权。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与某一体系相关的集体安全与和平,德国可以在该体系的框架和规则下,向国外派遣军队。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裁决的特殊意义在于,北约被界定为联合国之外的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使德国在北约的框架下向北约以外领土派遣军队成为可能。

 

但是,美国驻军的现状使目前的德国和日本都还没有完全正常化。根据2009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德驻军有5.4万人,比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还多。如果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逐渐走向正常化,未来美国减少在日驻军几乎是必然的。如此,未来德国也可以要求美国减少驻德美军。而且,连日本军队都能顺利走出去,作为对二战反思最彻底的轴心国,德国在军事上实现“正常化”也会成为可能。

 

同时,德日上述正常化的努力,也关系着两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的德国和日本便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2011年,巴西、日本、印度和德国“四国联盟”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声明,要求安理会改革,必须将四国一并接纳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德日两国相互扶持入常的诉求,恐怕也是默克尔政府表示欢迎日本新安保法案的考量之一。

 

综上所述,德国对日本安保法案予以支持,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决定。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对于日本的二战侵略也持有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必须承认德国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成员,尽管作为欧盟的领袖国家,德国在一些问题(如欧元与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会有分歧,但其自主性不宜被高估。在东亚,德国的利益存在仍是有限的,德国并没有重新全面认知东亚历史的压力,因此,追随美国在中日问题上的判断,就成为比较省时省力的选项。

 

  我们改变不了德国属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以各种渠道向德国精英和公众讲述二战的事实,让他们理解和尊重中国人对日本历史问题的认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并不会产生即时的效果,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就会在德国内部引发一些辩论,并让辩论进一步启发公众。


欢迎分享

回到开头

发表评论 | 阅读0条评论

欢迎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