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网刊
首页 > 专题研究 > 政治报告与文明型国家的现代整合

刘海波: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

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绝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进退维谷,而是存在着别开生面的光明前途。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迷茫,没有了方向感,没有了主体意识,全方位丧失了自觉与自信。没有了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也丧失了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中国深厚的文明积淀、中国广土众民的体量、中国共产党已有的历程、中国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决定,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是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困局突破之道。

要理解此一问题,需要有悟性。通过体悟而非论证更容易。下面通过举例说明。

旧西藏,当年只有百万人口和高寒地域,仍然建立了高度自主有序的雪域政教文明,藏人所学只有佛经,研习大成则为格西,光荣属于格西而非汉地状元或洋博士。虽其凭借如此薄弱,但也能内建秩序、外御强敌、发展文明生活。藏区高寒之地,数百万人民,也能自成一体建立光荣与政教,何况数千年文明传统广土众民的中国呢?要在于体用兼备自足自立。

又如,小市民阶层,罕有有出息的,盖生活中培养出一种劣等感,消解崇高唯利是视;相反不识得多少字的老农,却能保持有尊严的生活状态,盖因为有传统、规矩、生活礼仪构成的社群生活。中国自古开国之君、猛将谋臣、大儒高僧,也往往出于农家。以上举出仅粗陋之所谓自成体系,但小至社群大至国家,所谓自成体系、自有光荣还在体系与光荣本身是否正确之上,后者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回答的是个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

又如宇文泰复古改制之成功。陈寅恪先生言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之主因,可以断言也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籍,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当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可谓中国近代第一次具备了成雏形的成功体系,不见放牛娃和长工加入共军后发生何等脱胎换骨的变化?多数人生活尊严感与意义感的变化?何以那时贪污罕见,其实正如乱伦罕见、中国人辱骂父母罕见,自然而然之事,此中奥妙绝非体制问题所能说明,当深体悟之。难道国民党没有制度,只怕就严密程度还胜于共军,怎么国军将领就吃空饷?我们可注意延安体系形成的气场,此气场塑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人是社会的动物,对一个人来说,众人皆抛弃,等于杀死他;他杀死所有人等于杀掉自己。

下面是毛泽东延安演讲的一张图片,这里不是要提倡艰苦朴素。注意这里的气场,物质条件极端粗陋,但是这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场所、与会者从事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业,这是真实的是与会者主体间的客观存在。

 

wps_clip_image-31330.bmp

 

毛泽东1942年延安窑洞前为抗日军政大学做演讲

 

 

 

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尽管后来为狂热打乱,但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是要站在毛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既非全盘回归毛泽东连错误也要继承,也非抛弃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独立自主”一说,今日阐释,当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需要重视,这句话是不错的: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的羔羊。主要是收拾自身,确立中国本位、中国主体性。中体西用是是万古不变之理,本国历史、本国政教不可能不优越,这不是什么事实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本国政教的内容可以变化,但总是优越的。中国不仅要有能力创造物质财富,还要有能力创造光荣。当下的崇洋媚外,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创造光荣的能力,崇拜洋文凭是一个军用挎包和LV包谁更高级的问题,不是小推车和汽车哪个更快的问题。曾国藩、张之洞时代,还能让辜鸿铭心服,更有严复风尘仆仆几次参加乡试求得举人功名。毛时代也是如此,尽管光荣的内容已经变了。在英语教育、留学生使用等方面要有政策措施自建光荣。要淡化全民学英语的风气,降低英语在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的地位、废除职称英语考试;对于人才学历,着重其国内经历,海外经历无光荣可言。少年留学者不予重用只量才使用,党政高级干部子女,不鼓励少年留学和非理工农医类留学。就是学工程技术也必待成年后(22或23岁之后),于民族、社群、家庭建立牢不可破的认同之后。少年留学是甚不必要之事,除了将来要做同声传译工作。

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但是,政治论述不是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当人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一个是政治论述的层面,一个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这两个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所以,既要高高举起主义,又要多多研究问题,二者是不同而互补的两个事物。

我们不认为仅仅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就能形成良好的体系。如果鼓吹儒家传统复归,而配之于多党竞选民主、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纵然宪法里写上体现儒家传统的内容,如果经济上是土地食利的恶性资本主义,兼之美元殖民地,不可能出现稳定有序的体系,遑论光荣。在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方面,我们不强调甚至不同意意识形态的指导性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二者的相互支持而非单向指导性质。因此,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理论推演的产物,制度政策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实践理性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的制度空间。

中国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此一看法,称之为系统论或整体观也约略近似。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构划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因为都具有封闭性,不存在无限可能)等等。上述建言正是一种体系性的改造,考虑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诸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此一体系的现实可能性、稳定生存性、优越性。我们并不认为,历史会终结,问题会一劳永逸解决;但是对于更久远的将来,留待后人的聪明吧。

目前有各种理论,诸如转型论、补课论、宪政转型论、接轨论、现代化论、现代性理论、新权威主义等等,大旨都在说今日中国是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任务是完成转型,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尤其紧要者为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二种制度。这些理论其间的区别无非是急转或者慢转而已。很多人,很容易接受上述理论。我们首先要破除这个执念。

我们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其核心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古代中西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新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课论、转型论、接轨论、现代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尽管目前论述还嫌粗糙,但大本未失。

 

欢迎分享

回到开头

发表评论 | 阅读0条评论

欢迎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