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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编译 | 奥斯曼帝国的幽灵——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帝国记忆

土耳其政府8月底出兵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官方称之为“幼发拉底之盾”行动),一时之间成为该国内盛大的媒体狂欢。多数编辑、专栏作家及电视主持人都认为,该军事行动是土耳其国家意志的坚定宣言。土耳其入侵叙利亚领土,并于土叙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区,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对土国家安全而言至关重要:其一是迫使盘踞土耳其南部边境村镇数年之久的“伊斯兰国”后撤;其二(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要遏制叙利亚境内强大的库尔德人势力——民主联盟党(PYD),迫使其撤退到幼发拉底河东岸。从土耳其的角度看,这一系列的行动不仅能改善该国的安全状况,同时也是其持续打击其境内的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系列行动的必然举措。尽管库尔德工人党和民主联盟党均宣称他们是不同的组织,但是土政府和大多数评论家都将它们视作是同一个“恐怖组织”。一位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防线的建立,将为土耳其的反恐战争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足以将‘伊斯兰国’、库尔德工人党、民主联盟党(PYD)的‘种族主义行径’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尽管有美俄两国的支持,“幼发拉底之盾”行动还是在政治上和实际操作层面遭受质疑。有人认为此次入侵行动转移了国内的视线,使民众忽视了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专制倾向。开展这次军事行动的同时,土耳其政府正在清洗政府内部支持法土拉·葛兰的势力。法土拉·葛兰是一位逃亡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神学家,埃尔多安指责他策划了7月发生的未遂政变。此次清洗也进一步削弱了军方的力量——在过去两个月中,军中过半的将官被逮捕或者去职。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宪兵以及其他的安全官员。

 

然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支持入侵的人士都把上述疑虑抛诸脑后,将政府的军事行动视作国家的无上荣耀。在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看来,对叙利亚的入侵行动让人回想起历史上的土叙关系——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叙利亚将近四个世纪。奥斯曼帝国这段光荣历史给多少能够对土耳其当前的政策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土国内,许多民众都把此次行动视作解放叙利亚的仁义举动,而非入侵。只不过,历史的神话和浪漫想象并不能揭示事实。那些在土耳其人看来试图扩张领土和重温帝国荣光的行为,对于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叙利亚北部的民族来说,都是对奥斯曼帝国彻头彻尾的负面回忆。土耳其方面闭目塞听或者误导舆论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导致各种势力的反弹和整个地区动荡和暴力的不断升级。

 

达比克草原之剑

 

在过去,安卡拉方面并不总是倾向于用昔日帝国的视角来解读区域政治问题。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土耳其的决策层都秉持这样的观念:在定义土耳其与其邻国的关系这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是一股腐朽、落后的力量。热切地宣扬这一种世界观的人,倾向于用他们所信奉的世俗民族主义去解释过去的一切——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帝国内其他的民族描绘成易怒且相互竞争的,他们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不惜以抛弃奥斯曼帝国统治为代价。这在冷战时期尤为明显,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分析,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上。共同的利益,和以贸易和安全为代表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为土耳其方面干预邻国的民族和土地问题提供了理据。然而,自2002年来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崛起之后,当局极大地改变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埃尔多安的首任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在将奥斯曼帝国作为当代土耳其处理地区事务的楷模这一转变上影响深远。达武特奥卢声称:旧的帝国秩序代表了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土耳其近邻诸国相互合作,共存共荣。此外,帝国宽容的法律文化以及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的巨大号召力,有利于和平地联合整个区域的多元文化与信仰。达武奥特卢的说法得到了媒体的响应,同时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对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趣。新书、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让很多土耳其人将奥斯曼帝国,乃至土耳其共和国视作中东各民族的灵感和领导之源头。

 

土国内的评论家因此不遗余力地使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为该国近期的军事干涉行动正名。不少的观察家注意到,行动开始的8月24日恰逢达比克草原战役500周年纪念日,而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正是通过这一场战役,将叙利亚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在众多为土耳其的行动正名的发声者当中,历史学家伊尔贝·奥塔伊利(译者注:Ilber Ortayli,土耳其历史学家,现任托卡普帕宫博物馆馆长)位列其中之一。他声称,正是达比克草原战役奠定了叙利亚随后四百年的和平历史,“域内诸民族语言虽异,却‘和同为一家’”。尽管埃尔多安坚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改变边界抑或建立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然而,当埃尔多安在给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辩护,称其将会给叙利亚带来希望和和平的时候,他也情不自禁地提醒人们,现代叙利亚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一样,都来源于奥斯曼统治时的行省区划。“是的,”他夸口道,“我们国家,我们对统治的理解是如此的古老,如此的有力。”

 

对土耳其的此次入侵的批评者使用了这样一个词“达比克草原之剑”,这个词由一个专栏作者最早提出。土耳其多数媒体秉持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态度,使得对军事介入存在的实际的风险进行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少,而且也很少有人去聆听叙利亚北部居民(尤其是库尔德人)的意见。由于政府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混为一谈,大多数的评论者都试图将库尔德人对土耳其入侵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由于美国公开支持叙利亚民主联盟党(PYD,译者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政党,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土耳其的一些媒体工作者遂将华盛顿现在的政策与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相比拟。在土耳其亲政府报纸《新黎明报》(YeniSafak)任职的一位心直口快的编辑易卜拉欣·卡拉古勒(Ibrahim Karagul)多次指责美国煽动了土耳其七月份发生的政变,以此作为其分裂土耳其的更大的计划的一个步骤。他最近又声称:美国在利用民主联盟党以实施“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侵略计划和分裂(土耳其)方案”。换言之,华盛顿支持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仅仅是分隔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行动中的一小步。

 

 不可告人之秘密

 

对当前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分析家(尤其是土政府的拥趸)而言,有一样东西经常被他们忽略——那就是叙利亚民主联盟党自身对于历史的解读。作为脱胎于库尔德工人党(PKK)上世纪80、90年代跨境行动的新兴政党,民主联盟将其身份严格地定位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政党,一心捍卫居住在叙利亚东北角的库尔德人的利益。之所以秉持这样的身份定位,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长期动荡的历史,以及当地居民在构建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主张的领土被称为罗贾瓦(Rojava)、或是叙利亚库尔德斯坦,主要包括Ras al-Ayn(属于科巴尼州)、卡米什利(译者注:qamishli或Qamlishli,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和哈塞克省(Hasakah),这些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强大的库尔德公国的腹地。在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中期征服该地区之后,罗贾瓦最有名望的统治家族——拜迪克汗(Bedir Khan)家族流亡国外,并多次发动起义,意图恢复其在该地区的统治。由于拜迪克汗的危险一直无法消除,同时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又有煽动独立的嫌疑,奥斯曼帝国当局认为有必要在罗贾瓦地区采取措施——这一恐怖的复仇计划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予以实施。1915年至1918年间,该地区内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或被流放到帝国的其它地区,而持续不断的苦痛记忆一直延续至今。

 

现代土耳其国家和叙利亚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消弭罗贾瓦地区库尔德人民族自决的强烈愿望。一战结束之后,这一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地区反抗叙利亚当局(不论主政者是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的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息。近期,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在罗贾瓦地区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记忆大觉醒。尽管拜迪克汗的统治是“封建性”的,与民主联盟党(PYD)秉持的社会主义立场相悖,但是该党仍旧明确而坚定地继承了拜迪克汗反抗精神的遗产。自从今年8月土耳其入侵以来,民主联盟党认为,当今土耳其的对叙政策堪比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屠杀。在土耳其军队越境占领之后,民主联盟党的一位发言人指责土耳其当局“屠杀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迫使人民流离失所”。

 

尽管这些指责缺乏依据,但叙利亚东北部发生的严重危机却正是由土耳其构成的。对大多数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土耳其构成的威胁与“伊斯兰国”相比不遑多让,而这一印象则由于2014年“伊斯兰国”进犯科巴尼时土耳其方面毫不妥协的态度进一步强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土耳其决策者在叙东北所进行的感情投资与政治投资的意愿。对很多土耳其舆论界的“风向标”而言,能否击败“伊斯兰国”和民主联盟党是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主要挑战。但是土耳其当局如此充满偏见地乞灵于奥斯曼故国的旧梦,表明当局有很多人忽视了叙东北部地区的居民抗击土耳其的决心。如果按照民主联盟党的视角解读历史,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众多库尔德人会将土耳其入侵视作生死攸关的问题。当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从叙利亚撤军的明确战略。随着“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的继续推进,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这样所会引发的结果对于叙北部的人民来说,不仅是血腥的,而且也是代价高昂的。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导致库尔德人对土耳其的民族反抗情绪高涨,从而导致土耳其国内更大规模的动荡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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