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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 一部“伊斯兰宪法”距离土耳其有多遥远?

 

2016年4月25日,土耳其国会议长伊斯米尔•卡拉曼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会议上声称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需要一部宗教宪法,并且认为,“世俗主义在新宪法中将没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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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议长卡拉曼

 

议长语不惊人死不休,引起了土耳其政坛的轩然大波。因为伊斯米尔•卡拉曼与总统埃尔多安、总理达武特奥鲁同属于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起初他的言论被认为是正发党关于新宪法的投石问路之举。

紧接着第二天,安卡拉发生短暂游行示威,数十人被逮捕,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方才平息。远在克罗地亚访问的总统埃尔多安也紧急表态,认为总统捍卫国家的世俗秩序,国家对每种宗教信仰都应该平等对待。当天,卡赫拉曼也发表澄清性声明,声称之前的言论仅仅是一家之谈。正义与发展党的高层也表示,从来没有讨论过制定“伊斯兰宪法”。


土耳其政治中的“五大元素”

早在2014年,作为正义与发展党唯一候选人的达武特奥鲁就任总理之时就承诺,将制定一部新宪法。2015年底,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获得单独组阁权。虽然此次选举结果不足以让埃尔多安修改宪法,但是埃尔多安希望通过推动新宪法扩大总统权力的野望已经变得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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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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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

 

正义与发展党孜孜不倦地修改并希望制定一部新宪法,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土耳其宪法现今适用的82年宪法,就是在80年时任总参谋长的埃夫伦将军政变之后的产物。围绕着宪法的斗争,土耳其各派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总体而言,土耳其政治中有5个关键要素:世俗化、威权主义、军方、民主化、伊斯兰化。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建立了强有力的一党制,推动激进的西化改革,将土耳其打造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可以说,土耳其的威权主义,在一开始就肩负着压抑宗教势力,推进世俗化的使命。而军方则成为世俗宪法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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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从1946年开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阵营,开始向多党制的民主化过渡,民主化的国家建构,在制度设计上,用土耳其议会与宪法法院等司法系统,为世俗化构建起两道“防火墙”。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一直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前,漫长的半个世纪,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军方不断干政,保证土耳其世俗化方针不动摇。

1961年、1970年和1980年,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而每次军事政变之后,都会伴随着宪法的重新制定或者大幅度修宪。军方自诩为“世俗化”的捍卫者,的确,每当宗教势力开始抬头之时,军方都会悍然出手。1980年后,军方虽然没有发动直接的军事政变,但在1997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向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总理施压,迫使其签署保护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决议,最终导致总理辞职,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下台,并且在之后的几年内通过宪法法院再度解散两个伊斯兰政党。军方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压制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化的倾向。在军方强大压力的驯服之下,伊斯兰政党逐步放弃激进思想,而转向温和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加入欧盟的美好愿景下,军方开始放权,而由数个伊斯兰政党改组形成的正义与发展党逐步取得了部分社会共识,掌握立法机关并影响了司法系统,恢复了社会秩序,通过一些系列修宪提案,限制了军方的权力。

 

从修宪到制宪

正发党先是清除了国家安全法院中的军事法官,不久取缔国家安全法院,随后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由将军担任的惯例改由文官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也改变对最高军事委员会言听计从的习惯,明确表示其决定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决定一样要受司法裁断。

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其中有一条,允许民事法庭审判涉案军人,削减军事法庭权力,进一步限制了军方权力空间。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自2012年底以来就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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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现行宪法是在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制定的,于1982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修改了约20次。图为2008年2月9日,土耳其通过修宪案允许女大学生戴头巾,当天上万民众高举印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头像的旗帜游行,认为此项修正案不符合世俗化原则。

 

 而在新一届总统和总理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为己任。而在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军方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世俗化原则面临极大挑战,伊斯兰主义有所抬头;另一方面,伊斯兰政党背景的总统希望将议会制变为总统制攫取更强大的权力,无疑是对威权主义的加强,但是威权主义不再是世俗化的捍卫者,反而可能成为伊斯兰主义发展的助推器。

在当下,土耳其议长的言论自然很难成为现实。但是,相比于十几年前,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已经失去了制约:首先,正发党在十几年来的议会选举中都以绝对多数议席统领议会,世俗化政党已经很难对其进行制约;其次,在2010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政府通过人事任免权控制法律职业群体,并且改革了宪法法院,将11人扩编为17人,其中14名人选将由总统直接或者间接地确定人选。最后,近十年来的不断修宪以及对军方的人事调整,使得军方的制约能力不断减弱。对于长期一党独大的正发党,议会、司法系统、军队三道“防火墙”均已告破,所以在十几年前因为从事伊斯兰政党活动数次被迫离职的卡拉曼,这次仅仅口头几句道歉,就轻轻揭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切利克(Ömer Celik)一方面与卡拉曼的“宗教化宪法”言论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却也表示,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的是"自由化的世俗主义",而非“军事化”的政教分离,再度将矛头指向军方。我们可以看到,正义与发展党在限制军方权力的同时,一系列放松对伊斯兰教法限制的法规得以出台,许多针对伊斯兰教的禁令被取消。2014年起,女性被允许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伊斯兰主义在世俗化的土耳其社会中再度抬头已然成为现实。

 

如何制定一部“伊斯兰宪法”?

虽然现阶段推出一部宗教宪法十分困难,但是如果要实现卡拉曼的言论,正发党现有的政治力量需要通过哪些法律程序来实现呢?

按照土耳其现今适用的82年宪法的修宪程序,第175条规定了修改宪法的提案须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总数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员以书面形式提出,必须获得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367席)赞成始得通过。同时,如果能够得到330席的支持,却不满367席的法定席位,也可以将修宪案付诸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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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发展党党徽

 

根据2015年11月1日举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正发党获得了317席,超过半数,得以单独组阁。但是这样的票数既达不到367席的法定修宪席位,也达不到330席可以进行全民公投的席位。

同时宪法第二条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并且第四条明文规定了宪法的第一到第三条为不可修改的条款。

当下的民调显示,有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支持制定一部新宪法,但是一部伊斯兰宪法能否能到大多数民意的支持,相当一部分民众已经在安卡拉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用脚投票”。

所以说,即便卡拉曼的言论要付诸行动,通过现有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既没有足够的票数,也没有符合的法定程序,更没有取得足够的民意支持,来制定一部体现“伊斯兰”宗教精神的全新宪法。因此,旧有的修宪程序不足以推动一部伊斯兰的宪法通过,摆在正发党面前的选择,也许只能抛开旧有宪法的修宪程序,由主要政党商量出一个以公投为核心的新的制宪程序,然后通过这个程序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而事实上,正发党已经开始付诸行动。2011 年9 月19 日,24 名宪法和公法教授举行会议,被认为是启动新制宪进程的第一步,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现有宪法框架无法解决土耳其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主张由人民直接制定(公投)一部新的宪法,讨论的焦点是议会是否有权作为人民的代表制定新宪法。之后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成立,开始了制宪进程。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一直陷入停滞的状态。

此前争论的核心焦点为国家体制问题,议会四大主要党派——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民主和平党关于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几乎撕破脸皮,正发党想要改变现有的议会制,极力鼓吹总统制,而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反对总统制,共和人民党领导人科勒弛达奥卢在2015年2月3日公开表示,只要共和人民党存在一天,就不会通过总统制改革。

从去年的选举结果来看,正发党虽然保持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但是不足以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必须争取到至少一个反对党的支持,才能通过。近期卡拉曼的言论又使得宗教问题开始升温,成为了新的矛盾焦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斯兰宪法”的构思过于激进且不现实。但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已经很难逆转,在这个过程中,世俗化的力量还有多少阻击的力量,需要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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