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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妥协”到“大决裂”:1913年与中国的“革命世纪”

 

1913320日晚1045,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响起枪声,正欲北上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应声倒地。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亡。

712,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随后,江苏、安徽、上海、湖南、附件、四川、广东相继宣布“独立”。北洋集团迅速出动军队镇压。91日,张勋军队攻入南京。“二次革命”失败。

114,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至此,1912 - 13年短暂的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国民党“共和”的局面,已告完全破裂。

斗转星移,转眼已过百年。然而一百年前的这场“大决裂”究竟有何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国共两党长期将袁世凯视为“窃取”革命果实的“反动势力”头目,在这一视野下,1913年共和政治的“大决裂”,只是北洋集团本性的暴露而已,并不具有很大的转折意义。但近年来,随着“宪政”话语的兴起,对历史的解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对1913年的大决裂都负有责任:前者在于下手暗杀宋教仁,后者在于不走司法程序,直接起兵。因此,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假设由此浮现:如果没有宋教仁之死,中国的共和宪政在1913年宪政就能走上正轨,中国或许就不需要接下来“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走到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了。在这一视野中,1913年无疑具有强烈的转折意义。

正统的革命史观当然对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嗤之以鼻,认为“历史不能假设”,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有其原因。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上的人与事重要性(significance)的评价,对历史责任的追究,却时刻离不开反事实假设。宋教仁之死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有多大,总是跟评价者对“宋教仁未遇刺”的可能结果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假如宋教仁活下来会导致民国政局平稳发展,这一事件就非常重要;假如宋教仁即便不死也改变不了“大决裂”的后果,那么这一事件就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仔细观察国共两党的正统历史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其不可能完全避免“反事实”,而只是隐去了反事实推理的过程而已。把这个推理过程展现出来,大致如下: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宋教仁去跟北洋集团搞妥协,本来就很天真,甚至可算作国民党的“罪人”(戴季陶语)。宋被刺只是北洋政府露出固有的獠牙而已,但这一事件谈不上什么改变历史进程。而“宪政派”假设1912年的建国与立宪已展现了“宪政”的曙光,如1913年宋不死,则有可能出现袁任总统、宋任总理的局面,中国的共和政治可以进入平稳的发展期。由此来看,宋之死当然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我们如何在这两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之间作判断呢?严肃的历史评价中所用的反事实不同于文学作品,不能光凭主观想象和愿望,而是应当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其对前提条件的改变必须尽可能地小,以防因变量改变太多,丧失严肃的比较意义;第二,从假设性前提开始推理时,必须适用现实历史的“经验规则”。这种“经验规则”的核心是我们所称为“历史感”的那种东西,需要研究者对各种类型的行动者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下的行为逻辑有比较细致的把握。

如果以这种方法论进行推演,最可信的结果是,即便宋教仁不死,维持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的表面合作也绝非易事,需要政治家们具备超常的政治德性和能力。既然超常的政治德性和能力不常有,宋之死亡也就说不上是一个急剧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这一结论看似与国共两党传统革命史叙述接近,但论证方法并不相同:我并不先入为主地假定袁世凯是“恶势力”,也不假定“革命势力”就事事正确,我只是将他们视为博弈的双方,从他们各自的组织形态、意识形态、军事实力、行为模式等方面入手,来讨论最可能的博弈结果。

 

            1912年的“大妥协”及其局限性

 

1912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是中华民国基本政治框架的奠定:清帝退位、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主政新政权、定都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也迁往北京。用拙著《旧邦新造:1911-1917》中的说法,这是一场“大妥协。“大妥协”带来的政权和平过渡,使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改朝换代过程中流血很少的革命。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勉强的妥协。各方都认为国家要统一,都认同“五族共和”,但对于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袁世凯信奉的解释与革命派的解释大相径庭:袁倾向于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革命派一定要强调民国政权源于反清革命,拒绝承认有所谓“禅让”的成分。各方也都同意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但是对大总统该有多少权力缺乏共识。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国务员的副署权、内阁用人必须经过临时参议院同意、凡加重国库负担的契约需要临时参议院批准等规定,都是束缚袁世凯手脚的。袁作为临时大总统,无论在用人权、财权、事权上都受制于人,无法充分施展。这种政体安排后来成为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国民党矛盾焦点之一。

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个重大分歧点,因为双方都掌握一部分地方政权,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政权,更倾向于“削藩”,这就直接会威胁到同盟会-国民党掌握的地方势力的生存。在央地关系上,“大妥协”的成果可谓乏善可陈。《临时约法》在央地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无所作为。北洋政府成功地劝说南方解散了大部分军队,但南方革命派仍然保留了一些军队,不听北洋政府的号令。在财政上,辛亥革命造成了各省尾大不掉、不向中央解款的局面。1912年,袁世凯要求要求各省向中央解款,结果连北方几个省的都督都不给他交,更不用说南方了,这一问题直到1913年初都没有太大进展。在用人权上,当时革命派掌握的南方数省更是形同“独立王国”,各省都督自主决定用人。

在这些结构性条件之下,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在1912年一直磕磕碰碰,但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以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对此,同盟会-国民党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中央政府层面换了几个内阁。唐绍仪内阁里有6位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唐与袁冲突非常大,到6月份就辞职了。继任的陆征祥内阁被称为“超然混合内阁”,政党属性不明显,但陆征祥被临时参议院弹劾,8月份就称病辞职。赵秉钧代理总理,到9月陆征祥辞呈获批准后出来组阁。8 - 9月,孙文、黄兴北上调停,表明拥袁态度。黄兴推荐赵秉钧组阁,并把赵秉钧内阁的一堆阁员拉入国民党。尽管仍然是北洋集团掌握实权,国民党得了面子,双方仍然能够维持合作局面。

但是,在首届国会大选之后,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得了123席,总共在870个席位中得了392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党成了掌握议会的多数党,对组阁权志在必得,两派在表面上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妥协”未能实质解决的那些问题就全部凸显出来,无法继续掩盖。 

 

 

             “旱鸭子”北洋集团

        

为什么北洋集团会在1913年的大选中缺乏收获呢?理由很简单,1912-1913年的北洋集团还是“旱鸭子”,还没学会在选举政治的水中游泳。

1913年大选中,北洋集团根本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源去参选。这首先与袁世凯本人的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袁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可谓“治世之能臣”,但他既不太懂宪法,也缺乏群众政治经验,未充分重视国会选举。另一个原因和袁对自己的不现实的定位有关。在孙、黄北上宣布支持他之后,袁的确也把自己当成超越国内各党派的“超然总统”了,认为搞定这些政党的头人,也就摆平了这些政党,既没想到自己去组党参与选举,也没有去刻意拉拢一些政党的势力为自己所用。

国民党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很多人搞群众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怎么搞群众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动用政权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

总体而言,这是两拨气质差异极大的人,一拨还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拨已经迈入了群众政治时代。新的共和政体为群众政治留出了很大空间,国民党充分利用之,但掌舵的北洋集团显然对此却缺乏心理准备。

        国会是一个立法机构,但其更重要的功能其实是政治整合——让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在其中通过辩论形成一定的共识,以便于大政方针的推行。从政治整合的功能来看,国民党的大胜,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会的政治整合功能。这时候国会就很难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讨论的讲坛,而成为国民党获取更大权力的工具。不妨设想,如果北洋集团也积极参与选举,并在议会中有一定代表,国会就有可能发挥更大的政治整合作用,至少会大大缓和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这一“反事实”假设可以得到一则历史证据的支持:到1918年,北洋皖系学会了玩选举,操纵所谓“安福俱乐部”, 打败梁启超等领导的、试图冲刺国会第一大党的“研究系”。立法与行政两权都由北洋皖系掌握,两权相互关系就比1913年缓和得多。当然,1918年选举的问题是倒过来的:北洋皖系通过操控选举,赢得太多,给其他政治势力空间太小,国会同样很难发挥政治整合作用。

不管如何,国民党已经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在这个时候,如果北洋集团接受“政党内阁”思路,国民党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夺取组阁权。距离胜利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国民党人怎能不振奋呢?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在一个演讲中,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这些意气风发的话,绝不是宋教仁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寄托着整个集团的政治愿景。

 

《临时约法》与政党内阁问题

 

  1913年初大选后的国民党何以对组阁权志在必得?这就和《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有很大关系了。严格来说,《临时约法》下的政体算不上标准的内阁制,但具有一些内阁制特征,从而为国会多数党夺取行政权提供了法律渠道。 

在典型的总统制下(如美国),总统兼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在典型的内阁制下(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两个角色由总统与总理分别担任。《临时约法》一方面模仿美式总统制,赋予总统比较大的实权;另一方面,又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但是,《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得到临时参议院同意,但没说对国务员免职也需要临时参议院同意。这一法律上的模糊之处,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就成为核心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将总理段祺瑞直接免职,黎认为合法,段认为非法。总的来说,在实际运作中,总统比总理有更大的行政权。

标准的内阁制还需要有议会对内阁提不信任案和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对等设置。《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在这里,立法者将“不信任”也包含在“弹劾”的意义之中,可以说从实质上有不信任提案权。但临时大总统却不能解散议会。

这个奇怪的政体设置,是南京临时政府政治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宋教仁是一开始就主张内阁制的,孙文一开始主张总统制,看到袁世凯要出任临时大总统,才改变主意,主张内阁制。如果形成了标准的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来掌握。但袁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有相当的威望,重要的证据是,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全票通过的,连孙文都没有得到满票。孙、宋等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思路,并没有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在审议的过程中,一些对临时大总统不利的条款就被议员们删改了。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的政体。所以孙文很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从法条来看,《临时约法》并没有说实行多数党组阁的制度,因而从理论上说,总统可以提名少数党甚至无党派人士入阁,这也是袁世凯提名非同盟会-国民党人当总理的依据。但《临时约法》又规定,所有国务员人选都要临时参议院通过。也就是说,总统可以随便提名,但国会有否决权。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人选上反复斟酌的制度原因。如果国会内部的人并不是很团结,少数党乃至无党派人士来组阁或入阁也是可能的,只要总统费力做分化议员的工作就是了。但如果是1913年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统不搞多数党组阁,其内阁名单遭到国会否决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不仅如此,如果到下次总统选举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保持足够的团结,国民党甚至有可能问鼎总统宝座。民初的临时大总统并非由国民直选,而是由国会两院议员合并选举产生。因此,宋教仁说可以把袁世凯赶下台,在制度上并非空穴来风。

                        

                实力的逻辑

 

然而,宋教仁忘记了,国民党背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支撑他的政治抱负。在1913年,《临时约法》还不足以框定现实政治。《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当时舆论界就有对南京方面“因人设法”的批评。尽管袁世凯为了获得政权,走了“借壳上市”道路,表面上接受了这部法律,但其内心的抵触是一以贯之的。“单方立宪”的后果是,宪法文本并不是政治精英共识的体现,因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威。

即便《临时约法》不是“单方立宪”,交出组阁权对北洋集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行政大权落到国民党手中,一大批北洋军政要人就会出现没有位置的尴尬局面。不仅如此,袁世凯正在推进的“削藩”事业很可能就会遭到很大挫折。国民党的权力根基在南方,而南方是当时相对于中央独立性最大的地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议员、南方地方势力这三股势力结合起来,民初的南北矛盾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到时候就不是北洋集团去削南方的“藩”,而是国民党势力去削北方的“藩”了。

同时,我们有必要来看1913年北洋集团正在推进的另外一些议程: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这首先就会削弱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的权力。从军、财等硬实力上说,北洋集团正在逐渐增强,而国民党正在弱化。在北洋集团的上升期,仅仅凭借一场选举的结果,让袁世凯乖乖交出组阁权,这需要袁具备多高的政治美德啊!

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没有宋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极其危险。要想不崩盘,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超常的政治美德。假设他们有这种美德,相互给点面子,最后能有多大改善空间呢?手握重兵的袁是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的,他最多允许继续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在1913年正式宪法起草过程中试图获得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妥协的空间非常狭小,即便双方有所妥协,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

此外,我们更需要考虑国民党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作为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尚并不具备一呼百应的威望。他年纪轻,资历不深;同盟会内部一直存在两湖、江浙、两广地域矛盾,即便是孙文,也被许多人仅仅视为粤派领袖,出自两湖的宋教仁更缺乏弥合地域矛盾的威望;最后,在改组后的国民党里,宋教仁被认为是相对比较亲袁的人士,党内大量反袁并掌握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并不听命于他。戴季陶后来称宋教仁为国民党的“罪人”,可谓道出了党内“鹰派”的思维。总而言之,宋教仁并不能做到像袁世凯控制北洋集团那样主导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主导作出的妥协,在国民党党内恰恰可能引发反弹。

我们可以将1913年的这种情况与晚清立宪作一个类比。晚清立宪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汉人士绅与官僚想通过立宪,兵不血刃地从满洲亲贵手里夺取行政权。满洲亲贵对此当然非常警惕,非但不让政权,还搞出了个“皇族内阁”。 汉人士绅与官僚和平夺权无望,才被推向了革命。 1913年的袁世凯就类似于清朝皇帝,国民党类似于想夺满洲亲贵权力的汉人士绅与官僚,夺权的人都并不想争国家元首这个面子,要的是行政首脑这个里子。差异在于,1913年国民党夺权有宪法依据,比晚清汉人立宪派的所作所为更理直气壮。对北洋集团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关系到本集团前途命运的挑战。

 

转折点:1913还是1916

 

按照一些热爱“宪政”人士的解读,北洋集团“刺宋”和后来国民党人的军事报复,终结了民初大好的政治局面,从此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一认识也并不是那么妥当。“刺宋”与“二次革命”固然终结了1912年形成的妥协格局,但这一格局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北洋集团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事实上,“二次革命”让国民党输得很惨,不仅在军事上输了,在政治上也没有获得中国有产阶级的同情 ——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有产阶级普遍人心思定,不希望再生战乱,同时宋教仁案尚在司法阶段,此时起兵,无论是法理还是道义资源都不充足。北洋集团借助“平叛”,掌握了国民党掌握的南方数省的控制权,“削藩”的事业迈出了很大一步。

在军事胜利之后,袁世凯也就可以正式抛弃“借壳上市”道路,打造一个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法统。袁世凯先是以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参与“二次革命”的叛乱分子有勾结为由,取消全体国民党议员资格,后干脆解散国会乃至地方各级议会,另起炉灶,以召集特别制宪会议的方式,制定了新宪法即《中华民国约法》。《约法》将自身的正当性上溯至《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约法》实行总统制,其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总统成为整个政体的中心,立法机关变成了依附于总统的咨询机关。

在战火刚刚熄灭不久,社会渴望安定的环境下,这个以总统集权为标志的新《约法》并没有遭到多少政治上的反对。1916年激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此时却是大力支持袁世凯搞总统集权。他在新成立的参政院中担任了参政,并参与了参政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梁启超对当时产生成熟的议会政治并不抱任何希望,从而将总统集权作为合理的改革方向。如果说他对袁世凯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袁世凯在1914年过快地解散了国会,对此,他的批评是:“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

在财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扭转了民初之后中央无法从地方获得财政收入的局面,191315年这三年,各省向中央解款数目分别是560余万元、1400余万元、1795余万元,应该说,财政建设成就斐然。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中也肯定1914年新宪制运行的效果:“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当然,袁世凯的国家能力建设在另一些方面推进遇到一些挫折。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导致北洋军分散到了地方,袁对军队的控制力弱化。地方实力派不听号令的情况时有发生。尽管如此, 1914-15年大概是民国政治上最为统一的时期,后来的国民党都没能在大陆造就这样的局面。汪凤瀛“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的判断,相当靠谱。

葬送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个人的虚荣与野心。明明1914年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已创设帝王式“超级总统”,而且从制度上有传诸子嗣的空间,他仍然要皇帝的尊荣。但对其他人来说,问题不在于总统和皇帝权力的权力大小,总统的实际权力完全可以比皇帝更大,但皇帝享有总统无法享受的某些特殊的尊荣。打个比方说,总统和皇帝的区别就像“大哥”和“老爸”那么大。做别人“大哥”容易, 但要别人认自己为“老爸”,非需要极大的威望不可。袁一旦完全抛弃民国政统,自立为皇帝,马上引发诸多反弹:梁启超迅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结合反袁;北洋集团内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也不予合作;许多地方实力派见风使舵,看到“护国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就决定抛弃袁世凯。局面由此失控。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内部的整合更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派系斗争激烈。而“护国战争”之后,袁世凯前几年所作的中央集权努力大半付诸东流,中央对地方日益失控,既控制不住亲清廷的地方实力派,也控制不住亲革命派的地方实力派。前者的典型是张勋,在袁世凯时代,张勋心向清廷,行动上还是比较收敛;袁死之后,就没有人能够阻挡张勋到处串联,酝酿复辟。后者的代表则是与孙文合作发动“护法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1917年后,他们坚持被北洋政府抛弃的1912年《临时约法》法统。不久之后,北洋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进一步激化,北京政权在若干派系之间不停易手,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实力派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弱者求自保,强者求统一。

而这正是革命的最佳土壤。“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还没有一下子找到更好的组织方式,他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走的还是帮会式的个人效忠路线。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全新的组织方法与思想路线,其直接产物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更有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广东成为两党合作,实践新式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能够生存下来,本来就得益于北洋政府的极度孱弱。国共两党共同发动了工农运动,将工人与农民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力量。之后,国民党通过北伐,从形式上重新统一全国,但其在中途放弃了工农运动,大量收编军阀势力,其结果是,表面的统一下面掩盖着的仍然是军阀政治的实质。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的区域十分有限,地方军阀之间相互算计,矛盾重重,这恰恰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壮大提供了条件。

我在上文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并无新颖之处。毛泽东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已经指出最基本的原理: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对于“后悔”中国发生激进革命的人士来说,毛泽东的话当然要倒过来读:正是因为士绅和官僚们没能掌控住局面,才给了“痞子运动”以可乘之机。但士绅与官僚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失去对政治局面的掌控的呢?1913年还算不上一个“失控”的时刻,“二次革命”的失败,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北洋集团的掌控力。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所带来的北洋集团的内部分裂,使得一个稳定的“上层建筑”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于是,潘多拉的盒子就被打开,接下来的一切,都难以预料了。

 

                            余论

在晚近国内关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大讨论中,中国的“革命世纪”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人们在寻找中国的大革命可能的“中止点”。而1913年显然就寄托了一些学者的美好的愿望:假如宋教仁不死,中国的“革命世纪”或许就不会发酵下去。

本文无疑是一篇“败兴”之作。在笔者看来,1912年的“大妥协”所产生的政治体系原本就极其脆弱,“妥协”只是将一些重要的问题“延迟决断”而已。国会原本应当是一个政治整合机构,一国主要的合法政治势力通过其在国会中代表的讨论来形成共识。但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1912-13年的国会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代表性。现实世界中的南北矛盾延伸到政治体系中,形成立法与行政的对立。等到国民党一方在大选中获胜,试图夺取行政权力,那些被“大妥协”掩盖的问题全都浮出水面。宋案只是这种结构性冲突的一个结果。即便宋案不发生,要勉强维持1912年形成的妥协局面,对政治家的德性也提出了超常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认为1913年的决裂是因为两边政治家们“觉悟太低”,需要被继续“启蒙”,可谓皮相之论。

同时,1913年的“大决裂”,也并不表明更激进的革命必然到来。在北洋集团尚有能力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条件下,大革命并不容易发生。真正的大革命是在北洋集团内部分裂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因此,是1916,而非1913,成为更为重要的转折点。

这就需要我们更为严肃地对待袁世凯时代,重新评价其在中国的“革命世纪”中的意义。袁无疑挫败了议会民主制,但在袁死后与北洋集团坚决斗争的革命者,大多也不再是议会民主制的拥趸。尽管宋教仁在正史中始终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但这似乎只是“文与实不与”,人们赞扬宋教仁,惋惜他的命运,却任由他走的道路荒芜下去。

当然,也许二十世纪革命所取得的“国家建设”成就为宋教仁式人物的回归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如果今人只是因为对当下现实不满而召唤宋教仁,而不去追问他的道路何以荒芜,宋教仁就永远只是“后悔史学”中令人唏嘘的悲剧角色,不会对政治建设产生什么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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