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网刊
首页 > 综述编译 > 编译与综述

经略编译 | 康灿雄:中国,并非骤然崛起,而是根脉绵长


中国,并非骤然崛起,而是根脉绵长
 
文/康灿雄
译注评/孙宇晨
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辽宁大学外交学硕士研究生
 
 导读
康灿雄(David C. Kang),1965年生人,韩裔美国学者,亚太问题知名学者,伯克利大学博士,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人文及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和贸易专业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国际关系,具体包括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历史因素对当前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等。2007年曾出版《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一书,书中即强调中国崛起并未伴随着权力制衡与战争,与东亚特殊历史和现实国家交往中身份互构有关,而这正是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缺失之处。其另一部新著《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于2016年被译介到中国,重点探讨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这四个东亚主要国家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认为目标、信仰和民族认同远比均势、经济相互依赖更能有助于理解东亚国际关系,文化观念为维持东亚地区强大稳定的国际秩序发挥了和军事、经济因素一样重要的作用。其最新著作《军备竞赛、成本信息与21世纪的美国大战略》一书将会在今年稍晚时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发布于《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并于5月23日被《环球时报》以“中国崛起的历史基因”为题进行了节译报道。经略网刊特发布全文翻译,并将此文作为即将译注的题为“中国的帝制遗产如何型塑其当今外交政策”长篇专家对谈(2017.3.15)的导引之作,以飨读者。
 
康灿雄.jpg
 
 
究竟是帝制中国的漫长历史预示其前景,还是欧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这些问题的问法本身就是个错误。亚洲绝不仅仅包括中国,它(的变迁)也绝非欧洲的简单映射。真正的问题既不是亚洲能够从连绵战争的欧洲史中获取何种教益,也不是我们穿透时代迷雾来追溯中国人的何种特质并就此发现东方的思想。最相关的问题是,东亚究竟是不是一个以某种持久模式或动力架构来维持运行的区域存在。如果是的话,这一地区21世纪的区域安全又将意味着什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东亚过去通常是一个单极霸权体系,今天它又在如此迅速地向单极性状态回摆以至于几乎无人注意。但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再成为霸权的问题,却远非确定之事。
 
在喧闹激奋的20世纪之后,一场东亚的权力转移已经和平地发生,尽管无尽的悲观预测都在指向均势政治重返亚洲,但中国的区域性崛起已然实现。中国占地区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8%增至2014年的51%,而日本的比重从72%降至22%。过去十五年见证了转头般迅速的权力转移,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东亚国家因其几乎看不到军事斗争的必要而持续削减其防务开支,中国一眨眼间就在总量上超过日本注:作者在2014年5月发表的《东亚即将举行的军备竞赛》一文中,按照国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防务,指出1988年11个主要的东亚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占其经济总量的3.35%,到2013年则下降到1.86%,他认为,本区域经济相互依存和各国更加重视国内政治是主要原因,美国突出“再平衡”的经济和外交色彩以及中国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而非军事霸权则起到了重要作用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中国和它的邻国们将拉开多大差距。实际上,邻国同中国在体量上的数量级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一张统计图中量化比较。这让所有对权力政治重返亚洲喋喋不休的悲观主义者很不舒服,而那些把对抗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安倍领导下的强权日本的人们恐怕也难免大失所望。
 
鉴于显而易见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权势正在迅速增长,如果本地区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已能很容易地实行对华平衡战略。这似乎合理地说明如果它们试图同中国保持均势,那么现在就要实行。但是,为什么经过了中国长达三十年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方面显著且迅速的增长,一个针对该国的牵制性联盟并没有形成呢?那些预测未来会形成此种联盟的人需要解释这一现象。各种闲着没事干的对未来几十年的猜测,基本都没有把视野深入到各国当今的决策逻辑中,如果邻国们相信中国在未来更加危险,它们早就该为这种可能做准备了。
 
宫廷.jpg
 
1
以欧洲历史为尺度衡量当下亚洲的错谬
 
以欧洲为类比对象来理解亚洲的做法一点都不让人吃惊。我们关于多极理论、联盟与均势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欧洲历史经验,但却被用来描述普遍的国际现象。西方国际体系的发育和扩展,覆盖了此前其他地域的异质体系,民族国家体系的胜利使曾经存在和可能继续存在的其他国际秩序被逐渐忘却。实际上,纵观世界历史,当今国际体系不过是近代以来的现象,但迄今为止它却一直被置于欧洲史学者用以解释国际关系“欧洲模式”如何演进发展的研究框架中。正因如此,讨论亚洲未来反而往往被讨论欧洲历史的争论所代替。而且,用欧洲来透视亚洲的视角必然意味着对亚洲本身的学习了解不再重要。毕竟,如果欧洲历史成为我们了解亚洲未来之必然,又何必投入巨大精力去研习亚洲语言呢?为什么还要年复一年地倾心于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呢?注:这种现象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亦有明显反映。本世纪初,当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稍成气候之后,言必称霍布斯、洛克、康德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而“国际关系”的理论化水平俨然因其硬核“三足鼎立”而有了“质的飞跃”。在具体的东亚区域问题上,由于当时“六方会谈”等机制使泛东亚地区态势整体缓和,即不乏学人以欧洲一体化进程比附之,更进一步就此认为“康德文化”方为世界政治之指路明灯。殊不知以欧盟比拟当今东亚,其体量适用性本就存疑,而百多年来东亚封贡体系的破坏、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本有的历史纠葛更为复杂,这些都与欧洲历史进程有着本质不同
 
至于用帝制中国的历史预测其未来,这一路径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将视野聚焦中国本身便会忽视亚洲并不仅仅由中国构成的事实,各国的相互作用才是稳定的关键。它也绝不仅仅是中国对自身期望的那样。这一区域包含一系列模式,只有通过分析本地区各国如何相互作用才能解释其中的张力以及各国种种决定的意涵。第二,以中国为视角,固然蕴含着深刻见解,却意在将目光集中于中国身份及其是否具有某种贯通古今的文化和社会关联,这将更多地被用来解释关于中国文明的潜质而非地区安全的动力机制如何运转。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探索地区的动力运行机制必然比孤立地观察中国更为意义深远注:作者在这里显然倾向于采取“亚洲视角”,它既非“欧洲理论”的映射,也非“中国本体”的放大,而是主张“从亚洲看亚洲”。这种视角在理论上成立,就至少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把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对区域的影响,如后文中作者强调中国历史的辉煌与东亚单极体系的持久,二是相应地考察周边国家的行为及其对中国的反馈,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放在了理解东亚体系的优先地位
 
马嘎尔尼漫画.jpg
 
 
2
亚洲有何不同之处?
 
 
毫无疑问,从欧洲经验中推导出的国际关系型模旨在实现权势均衡。随机变换联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以及风险博弈是解释过去上千年来欧洲战争的窍要所在。据此,过去欧洲的千年历史的一大特征便可概括为:一群规模相似的单元为哪怕一丁点的权力优势而互有敌意地展开竞争。倘若一国赢得了暂时的经济、政治和制度优势,它紧接着就会想方设法使其最大化,因为其他国家会很快迅速赶上。这导致欧洲国际关系的险恶、残酷和无法稳定注:国际关系理论大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尽管均势政策在它全部400余年的历史中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国获得全球统治地位,它也成功地维护了现代国际体系所有成员国的生存,但在实行过程中它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均势只能靠战争或战争威胁来实现、恢复或维持。均势作为国际政治指导原则有无把握性、不现实性和不充足性三大弱点。无把握性源自各国对权力估算的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在于各国普遍欲望争取更大权力,现有的均势迟早会被打破,不充足性在于这种政策本身实际上并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共同道德准则也是维护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但是,均势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即各国都以加强军备来维护安全其结果则是更加不安全,也使得“国家主义”在近代以来大行其道,这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组织力和生产力。例如,在公元1000年时,法国有650万人,国内生产总值约合27亿美元。同期的西班牙有400万人和18亿美元,意大利则有500万人和22亿美元。到了1700年,法国和意大利人口分别增加到2100万和1300万人,其GDP则分别达到了190亿和140亿美元,而西班牙则拥有870万人和78亿美元。
 
世界地图.jpg
 
3
连接古今亚洲的纽带是什么?
 
认真对待东亚历史变迁机制有助于提供解释相关国家如何看待对方、自我以及中国崛起的新视角。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中国崛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德国、美国、法国以及苏联,它们最近的存在形式可上溯的痕迹即同当代的连续性,译者注距今都没有超过三个世纪,但中国成为本地区霸权和文明源泉已经持续了至少两千年。
 
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对国际关系的未来擘画更为紧要了。尽管东亚区域体系和欧洲一样广阔持久,但在冲突、互动、规范、机制乃至思想方面,两者截然不同。当学者们透过国际关系理论探究这一丰富历史资源的时候,相比理论界普遍接受的状况,(先前假定的)行为体、国家利益以及种种状况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反而(在东亚的历史实践中)显出远为偶然和条件性。近三个世纪以来,均势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但这种思维方式恐怕很难再站住脚了。中心化的权力并不是后天形成的,霸权或曰国际体系的单极格局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因而理论上讲其效应也没什么令人诧异的。对于试图了解单极体系如何运行的研究来说,对权力中心化的足够关注与聚焦国际体系的规范和机制一样重要。
 
中美国旗.jpg
 
考虑到国际体系的变迁以及美国的中心地位,中国几乎没有机会在将来毫无疑问地重返东亚霸权的宝座。前面将有太多的挑战可能发生,美国则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毫无从这一地区撤离的迹象。美国一直以来太以自我为中心、太过于强势,美国和西方文化则影响世界太深,不过这些到现在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美中两国需要找到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存之道。当前两国海军实力都在不断走向强大,这种海上势均力敌的局面显然是美国从未习惯过的,因而二者如何相处便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努力,以便找到合适的和睦相处之道。注:就在5月24日,美国“杜威号”驱逐舰进入了黄岩岛12海里海域,受到中国两艘护卫舰的例行性驱离。这在美国看来习以为常,如前白宫官员韦德宁受到“钝角网”采访时即认为“美国海军是一个老牌海军,信奉并守护全球海洋航行自由,并在全球每个角落执行之;在国际海洋航道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越南等国都有争议,但并未影响其行动”。其实中美双方一直在为增强战略互信、避免擦枪走火而努力。如今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会晤”,双方就宣布建立以“外交安全对话”为首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早在2016年开始,美国海军主导的多国“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成为了双方加强交流与协调的机制平台,中国海军是否受邀、何时受邀以及受邀参加什么军事科目训练成为此后观察家判断中美海上合作风向的重要看点。诚如作者所言,中美必须“小心翼翼”,趟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中国有这种需求与诚意,但美国呢?
 
简短集评本文根据近年来中国崛起并未引发周边显著的联盟性制衡的事实,指出基于欧洲数百年历史经验的现实主义均势思想并不适用于对东亚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作者认为东亚自身单极体系的历史传统、各国对中国优越地位的认同惯性以及当下日益繁荣的贸易及经济相互依存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的现状,他试图强调:相比地区均势和中国能否保持经济、政治高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国家在理解其他国家意图和判断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的相对地位等方面,能否形成并共享清晰的信仰与认知是东亚地区未来稳定的关键。亦即,相较于物质力量,国家的意图和信念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是以国家次序为标志的等级秩序以及国家是否相互承认对方在等级秩序中的相对地位。这种“建构主义”式分析进路构成了康氏研究东亚与中国一以贯之的学术路径。
 
尽管作者着力于指出欧洲均势原则并不适用于亚洲,但当涉及到当今东亚的形势时,他在《西方之前的东亚》中却提到了日本的“东亚领袖”心态,越南、韩国的“新民族主义史学”,以及美国仍试图在东亚扮演重要作用的事实,而这恰恰是分散化的均势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作为并非主观战略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它处于欧洲均势战略惯性与东亚单极惯性之间,故作者转而把分析重心转向了试图能够在未来达成“共同信仰与认知”的“东亚性”上,从而与欧洲与中国的各自特质区别开来。就当下的东亚形势而言,本地区的经济整合固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战争的风险,从而与欧式联盟政治不同,但却始终无法向政治上更高层面的一致迈进一步,这一点又与曾经的东亚单极体系(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不同。不过,本文的标题已经隐含了作者仍倾向于判断本地区变迁轨迹的历史惯性能够克服当下的种种地区尴尬和矛盾。既如此,探讨“中国的帝制遗产如何型塑其当今外交政策”自然成为深化本文主题的一种尝试。“经略”将继续刊发专家对谈相关话题的全译本并予注解和析论,以供读者参阅。敬请关注。

欢迎分享

回到开头

发表评论 | 阅读0条评论

欢迎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