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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编译|学者对谈:中国的帝制遗产如何型塑其当今外交政策

学者对谈:中国的帝制遗产如何型塑其当今外交政策
 
译/孙宇晨
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辽宁大学外交学硕士
 
导读
   6月19日,《经略网刊》推送了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康灿雄题为“中国,并非骤然崛起,而是根脉绵长”的文章,文中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实践曾经成功地维持了数百年的东亚和平,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提倡“和平崛起”后相当程度上并未受到“冷遇”的一大原因。与康灿雄的观点不同,本篇对谈从不同侧面分析“朝贡体系”的“不确实性”,认为中国对待邻国远非“朝贡”修辞那么理想和完美。进而强调,当下中国对帝制时代历史遗产的种种渲染,实际上是在国际体系层面表达重返等级制优越地位的政治雄心。两篇文章颇有相互比照的学术价值。这场网络对谈发布于2017年3月下旬的“中参馆”(Chinafile)网站的“对话”栏目,该网站由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办,通常有一大批欧美“知华派”学者、国际关系观察家和媒体人为其供稿,既向西方世界反映中国对内外问题的种种看法,又对中国认知自我提供了一个总体上看并不消极的参照系。就本对话录而言,理应承认相关历史学者和评论家若干观点的独到之处,同时亦应对其不符历史真实以及其“西方中心论”的偏颇观点予以澄清,因而译者在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注释之外,又专门撰写了一篇评论,以飨读者。《经略网刊》将分两次推送译文和评论。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how-does-chinas-imperial-past-shape-its-foreign-policy-today
 
 
在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屈辱世纪”之前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亚洲的主导者。历经1839—1949年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和介入,现在中国正处于其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北京的领导人是否会效仿其迫使周边国家纳贡称臣的历史剧本来建立一个新兴霸权?还是说,较之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其国际关系将更多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模式所型塑?后者给17世纪的欧洲带来了和平以及主权国家共存观念,而前者早已过气。——网站编者
 
对话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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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性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内亚区域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通晓英、中、满、蒙、日、韩、德、法等多种语言。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所著《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1999)一书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常有文章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期刊》《伦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国家利益》等学术刊物以及《华尔街日报》、BBC等大众传媒。她近期的代表性著作是《摆动的支点:1800年以来的中国》(2010),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和波动的角度分析清中期以来的现代中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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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劢(Jeremiah Jenne)
美国历史学者、作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2002年起长期居住于北京做访问学者,其后在北京高校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长达十年,经常带领学生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古迹,并在《经济学人》和《大西洋月刊》等媒体发表观察中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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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白(Robert A. Kapp)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1970年获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尔后在休斯顿莱斯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担任中国史教师,1978—1980年期间担任《亚洲研究》主编,代表性著作为《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1979—1987年,担任华盛顿州中国关系理事会执行董事。1987——1994年,担任华盛顿国际贸易理事会主席。1994——2004年,担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卸任后成立柯氏策略咨询公司,并出任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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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Ian Johnson)
资深媒体人。1984年来到中国后即断断续续在华生活几十年,曾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的社长。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2001)。他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关于“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抗争政治”以及“伊斯兰主义与欧洲冷战”;曾任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其评论文章出现在《纽约书评》《纽约时报星期天》《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宗教》等刊物上。晚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书”中的《大学》与《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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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Howard W. French)
曾任美国驻华记者,在马里兰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系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副教授。2005—2008年在《纽约时报》工作,系该报上海分社社长,同时任《国际先驱论坛导报》全球事务专栏作家,曾获得两次普利策奖提名。晚近著有《中国的第二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2014),将目光投向了在非洲奋斗的工人、承包商、游客等形形色色的个体,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奋斗历程,获得《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推荐的2014年“百本最佳图书”称号。其评论文章多发表于《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卫报》和《外交事务》,其观点往往为中国学者和媒体人所瞩目。目前正在完成克诺普夫出版社关于“中国的历史如何型塑其地缘政治观”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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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清(Tobie Meyer-Fong)
汉学家,1998年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高级进修生,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近期在《哈佛亚洲研究》等刊物发表《包装我们这一代人:清初的文选、朋友网络及政治融合》《1600年至今的扬州遗址考察》等论文。其《清初扬州文化》从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等标志性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以点带面地向读者展示了扬州地域文化和地方史的特色,进而以小见大地从文化角度凸显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颇得学界好评。她的最新著作《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2013),从“内战”而非“叛乱”或“革命”的中性视角来审视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不同阶层、城市、乡村等各方面的影响。
 
对话
 
2017.3.14(周二)下午10:30
 
柯娇燕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往往体现出修辞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用所谓“朝贡体制”来概括中国对外行为及东亚邻国的反应本身就有些扑朔迷离。这一体制包括外国使节按照中国规定朝奉帝国的一系列科仪,以及固定程式的关于“输诚向化”的恭顺之辞,它外在表现出来的是“天子”同“化外”地域国家统治者之间而非各自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史料对此有明确记载),在此之上也并不存在中外使节之间在商业、战略或文化方面的联系。而中国对待不同朝贡国的政策实践也极为多样化: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和国内政治就严密监视,但对越南的报告和诉求便漠不关心,而对声称代表荷兰或梵蒂冈的使节则表示礼貌性的好奇。历史事实中被归因于“朝贡体制”的总体性外贸政策也令人费解。清廷的政策相当理性,很适宜于帝国优先的原则,但这些不符合东亚市场实际的东西也往往不适于各国(如英国)的期望。
 
这并非是说清朝(包括此前的中国朝代)同其东亚邻国之间的真实关系史不复杂不重要。清朝试图持续控制朝鲜,而李氏朝鲜也持续试图抗拒,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19世纪后期以前的日本出于其自身选择,通过经营其西南部文化身份不明之海盗网络以保持国家身份的相对独立,而这一举措则往往触怒朝鲜和中国当局并被挫败;俄罗斯帝国与清显著不同并对后者抱有深刻的戒心,两国相互敷衍出一套共存的办法(注:清初沙俄作为新兴民族国家,极为重视其使团访华时的威仪,在彼此了解到对方的强大后,双方以类似近代条约关系的方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雍正七年清廷遣使入沙俄,系中国向非中华文化圈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双方以平等之礼相待,清廷理藩院则通知俄枢密院“今后不再降旨而仅派使臣前往”;清廷破例并未强行将沙俄纳入朝贡体制,说明统治者对来自内陆边疆安全威胁的重视,无论是维护中俄边界还是清廷与蒙古贵族乃至中亚国家关系的稳定,都需要沙俄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这与今天的两国关系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不过这些相似点本身有很大偶然性。今天的朝鲜和日本对中国的“天子”地位早已不再感冒。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则是21世纪的产物。其种种雄心壮志——例如从海陆两路包围印度、打造涵盖中亚—欧洲—中东和非洲在内的资源与金融互联体制以支撑庞大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构筑环环相扣的贸易与安全关系网络以对美国越过太平洋的行动实行“区域拒止”——对于中国史和世界史而言完全都是新鲜事物。中国当局可能正在计划一个管理跨国交互网络的后全球化模式,并在金融和战略方面担任他国难以窥其堂奥的开创性角色。实际上中国没有必要用久远的历史来为其宏图大志、交往姿态和事业擘画背书。
 
2017.3.15(周三)上午10:46
 
章志劢
中国例外论根植于一系列久远的迷思,其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其“本质上是和平主义国家”、“所有国家中的受害者”以及“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的身份修辞。在这种叙事中,中国正如当前所塑造的那样,完全是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自然形成的,其领土扩展至今完全(或曰绝大部分)是通过和平手段得来。这种区域史叙述让最近的邻国很困惑甚至产生挫败感——与北京“百年外侮”情结产生情感共振的关于“中国千年宗主权”的愤懑,绝不仅仅来自越南一家。“例外论”忽视了从帝国边陲演变至国家疆界的那段令人忧心的历史。这个月,我的那些来自美国不同大学院系的本科生们,利用在北京求学的机会,对清朝以维护区域秩序为名发动对缅甸、越南战争来从事帝国扩张的历史遗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生于1765—1769年的清缅战争,其经过对后来研究鸦片战争的史家而言,不啻为一种讽刺。后者就是一场地方官员将贸易纠纷升级为反过来打脸帝国权力和荣耀的不幸尝试(注:作者并不清楚清缅战争的历史背景。18世纪50年代缅甸贡榜王朝建立后,凭着其军力,迅速压服中缅边境上的诸多土司,并开始派出小股部队配合这些掸族土司的部队以军事威胁向中国管辖的内地土司强制要求征收贡赋钱粮,不愿屈服者于是派人向云南地方官府请求军事支援。但当时乾隆皇帝忙于平定准噶尔无暇南顾,1762年缅甸方面再次向这些内地土司征收贡赋未果,遂出兵霸占其地界,至1765年乾隆不再绥靖,遂训令云南方面予以反击,但种种因素导致清军屡战屡败,数年战事下来,最后以缅甸向清廷朝贡而清则承认缅甸对所属土司的管辖权而告终)。在1788年,当后黎朝被西山朝军队推翻时,清军进入并占领了河内。不幸的是,清军主帅孙士毅并未能在其早期成功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反而在数月后随其残部逃回中国。玩世不恭的人就此可能会说,中国并非没有入侵过他国,只不过是不怎么擅长罢了(注:1788年,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愍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复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清军一开始势如破竹,不到一月就收回黎城。乾隆本意是进行一场惩罚性战役,但两广总督孙士毅“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反被偷袭,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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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当法国和日本分别挑战中国对越南和朝鲜的影响力时,清廷与之展开了战争。正如柯娇燕所言,这种影响力来自费正清和其他许多20世纪中国史专家所谓“朝贡体系”的典仪和实践。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清廷遭遇了好战且富于侵略性的强权,他们不满于既有的地区权力关系,并拥有军事实力破坏清朝关于其区域权利与责任的主张。
当这些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例外论”构成挑战时又会发生什么呢?目前如果中国的扩张性领土要求再度引发其与邻国的冲突,那么这种号称“永恒的和平主义者”的集体性形象又如何能言行一致呢?就像19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或被有意无意忘却的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那样,未来的战争仍会被中国解释为保卫领土的预防性战争吗?中国致力于对本地区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这最终仍可能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使超过其边界的权力扩张与其颇为得意的、创造性的例外主义论述相一致。
 
2017.3.17(周五)下午4:22
 
柯白
中国的过去——帝制或曰其他遗产——确实存在于其当今外交政策的形成进程中。原因如下:第一、“过去就是一切”,“帝国遗产”这一话语涵盖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与各种基本的多元性、差异性、演进性和附属物相参照的过程中显示出其自身的个性与共性。第二、正如夏伟(系中文名,本名Orville Schell,Chinafile中参馆网站创办者)和鲁乐汉(系中文名,本名John Delury)在其数年前的著作《富强:中国通向21世纪的长征》一书中强调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作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的发展史中,中国身份的重新获得、界定、修正与论争的故事从未停歇,一直延续至今注:该书详情参见“夏伟:追求富强贯穿的近现代史”一文的报道——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809/253193.shtml)。它也存在于其最新领导人习近平唤起平民大众关于中国认同意识的持续努力中,而这种身份观念则由中国特色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等方面构成。与此同时,对那些不怀好意的西方价值观的剧烈侵袭,习一直力图阻止其对本国民众和政权的腐蚀沾染,并为反对者的相关行动撑腰鼓劲。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过去”或曰其“帝国遗产”如此庞大复杂,以至于无论谁来调用它,都需要努力让人们相信,他/她所唤起的是最重要的东西。在中国这样一个21世纪的一党制国家(注:中国领导人和学界并不承认这一称谓,一直将自身的“政党-国家”关系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在国人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冲突的可能性或历史中“天意”的选择都会被迅速政治化,甚至个人和专业的意义都被融入其中。舆论炒作中沸沸扬扬的“新清史”就是其中一例。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比绝大多数国家更沉浸于历史,这一点将不可避免地保持下去。相形之下,唐纳德·特朗普把安德鲁·杰克逊的肖像悬挂于白宫醒目位置以激励其实现“令美国再一次伟大”的一点做法,实在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注: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在新奥尔良战役中,他率兵大败英军,振奋全国,成为举国闻名的英雄;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失败,第二次才获胜,是美国第一位民主党总统,也是最后一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总统;任内大力加强总统职权,顶住南方州的反对压力,坚持向来自欧洲的产品征收高关税,维护联邦统一,颇有政绩,几与第三届总统托玛斯·杰弗逊齐名)。
 
就中国民众而言,大多数意见的形成机制以及精英们对中国在当下和未来世界地位的考量,都有“帝国遗产”因素在某些方面起着界定和驱动作用。它广泛地存在于史实、传说、姓名、事件的记录中,并且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文言文的词汇、成语,以及民间典故里。
 
该说的一切都说了。然而,粗鲁的美国人和其他的非华裔对好莱坞版本“中华帝国遗产”系列片的呼喊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此时我想起了德拉宁在1972年制作的名为“误解中国”的精彩纪录片)。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其所能地确定中国对其庞大历史遗产的认知,试图通过同思想深刻的中国同行们的直接接触来了解中国,并且将其中所学内化到我们的观念和政策的制定中。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过程并非全都是轻松惬意,那些对“历史是权力者的书写”这一信条玩世不恭的评论实在是需要经过谨慎的度量。顺便说一下,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在从事相关实践,崛起于1920年代直至最近数年的国民党也一直致力于激发民众的中国意识并操纵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权。我认为,那些认为“帝国历史”对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无足轻重的想法,本身是一种危险的轻蔑。(注:不得不说国民党这些年太不争气,除了前任党主席洪秀柱尚有胆略将“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对接、提出“两岸和平政纲”,敢于正面认同“中国性”的党内高层着实寥寥无几,无论是此前的马英九还是其后的吴敦义,甚至可以说“九二共识”以来,国民党在关键节点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在为“独台”做着并不“微小”的“贡献”
 
2017.3.18(周六)早晨7:03
 
张彦
中国的对外政策似乎日益朝着恢复其设想的地位而努力,它意味着使中国居于东亚中心并使其他国家相当大程度地屈从其意愿。当然,这种“过去”从未存在过,大多数国家(其实是王国、诸侯国之类,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并未出现)并未按照那种(朝贡)世界观来看待中国。相反,他们遣使来华并向中国称臣主要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即通过给足这个庞然大物面子以便后者允许其从事自身的目标。不过(这种过去确实与否)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当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给予国家和民众一种“中国正在回归其在世界秩序中的自然位置”的身份体验,这意味着区域霸权和至少名列世界强国的资格。
 
为什么这种诉求会重现旧日的荣光呢?在最近《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我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糅合古典国家主义、权力主义以及传统主义而制定的“剧本”,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转移民众对当前问题(如经济显著放缓)注意力的“阳谋”。但同时这也突出地表现为重建过去的价值标准、原则并优化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努力。或许是巧合,或许不是,它来自于试图打碎这些旧价值的一个世纪之后,过去的一个世纪则充满了暴力、饥荒、战争和混乱。相关策略本就源自领导人对中国重返古典时代的稳定和荣耀的某种期许,在这种期许中,中国的世界地位是确定可靠的,普通百姓各守其序、相安无事,行为可以预期,并且免于生活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骚动暴乱。
 
当然,这在过去从未存在过。它是一个梦,或许是习先生构造其政治思想的符号——中国梦。但如果推得太远,那它就会成为另一种东西:幻觉。
 
2017.3.20(周一)下午18:52
 
弗伦奇
中国的过去强力地型塑了它的世界观(如何看待自身及其世界地位),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一周我刚刚出版了一部书,题名体现了十足的中国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过去如何推动中国奋力争取全球霸权》。
 
一直以来,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关于其世界地位及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持久且理想化的叙事体系。本质上这些叙述还是着眼于与邻国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几乎每一个强国都会发展出一套自我包装的理想化叙述,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直与其自我期许相匹配。就拿美国来说,社会本身是建立在奴隶制、征用财产以及大量消灭当地人的基础上,但美国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却是自由的推动者。(注:从“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力推“民族自决”、“公海航行自由”以及“集体安全”的“十四点原则”到后冷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施方案,美国一直以来以私有产权、充分竞争等政治信条为标榜,并同构性地外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直到最近,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还在提升自己在开放、思想、移民和贸易等方面的开明形象。然而这对美国来说并不一直适用。
 
那么中国是如何理想化自己的呢?由于本次对话已经有很大篇幅探讨了帝制中国,在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说。中国向来把自己塑造为温和的力量,是其向心力、杰出性和高威望奠定了“中国治下和平”之松散链条的基础。这对中国过去建构其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言是真实的。在自我身份的界定中,中国很少以侵略者和扩张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它甚至也不是一个霸权。相反,其他国家被描述为倾心于中国的富有和文明。如果它们顺从中国,就会非常主动地输诚向化,因为这对它们来说本身就是自然且合适的举动。作为交换,中国将适当地赋予那些恭顺者以合法地位,使其共享中国文明的成果,并许可它们进入富饶的中国市场。我在书中强调,这些理想化的叙事在今天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中得到了强烈的回响。中国意在其邻国面前彰显其杰出,它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动用其预设的吸引力来获得这样一种地位。但鉴于这从来就不是一以贯之的史实,任何人必须对中国打算以非和平方式达成其区域目标有所提防。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在进行这种准备,比如其最近在南海地区的若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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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我在著作中所引用的王赓武(现代中国史、民族主义、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提出来的问题:
 “中国在19世纪被强迫卷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之中,理论上讲体系内各成员一律平等,但实际情况让中国很难不感到它只是作为次一等成员的存在。中国选择屈从于强力本身是一个理性决定,这也为西方列强所认可。但这是否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策略考虑,以及中国是否相信平等真实地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都属存疑。中国人可能仍希望回到其神圣持久的对外传统——各外国彼此相似,但与中国维持着不平等和次一级的相对地位关系。”
 
当想起中国的吸引力时,对我来说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则是,相比帝制中国在历史上的种种巅峰状态,当下中国又如何?哪个“软实力”更强?毫无疑问,现今中国拥有诱人的市场和贸易以及随之而来众口称羡的巨量财富。但在帝制时代,除了上述之外,它还以哲学、宗教、天文、医药、科学技术以及书法、文学乃至科考体制开放性等方面的领先为荣。在未来,中国能把来自其宽宏和威望的“软实力”铺展开来为其经济和硬实力锦上添花吗?如果可以的话,这种“软实力”的思想源泉从何而来?如果不是,那么对于这一勉强基于旧有软实力的新兴强国来说,其影响力究竟是什么呢?
 
2017.3.14(周二)下午10:30
 
梅尔清
相较于“探究帝制历史如何型塑当下”,我们也要注意到,从为塑造“软实力”而雕琢历史到将可用的历史要素付诸于休闲娱乐,当代民众是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转移进程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便将帝制历史的官方观点(革命史观,译者注)融入表演之中。在歌曲、舞蹈以及叙事旁白里,表演者呈现出的是一段为了使中国在工业时代获得光明未来而必须被推翻的悲惨、封建以及帝国主义的晦暗历史。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面:过去意味着通向全球协作、社会和谐的一段太平盛世前奏(rich and cosmopolitan),它为中国和平崛起的舞台提供了令人骄傲的遗产。在1960年代,更多地是在晚近一段时间,帝制时期的历史被精心编排到艺术表演中。过去,历史叙事几乎不可避免地服务于政治褒贬或道德评判,有时二者兼而有之。在这里,通过对比《东方红》和奥运会开幕式,我们看到对历史评价的逆转,从过去被视为必须打破的枷锁到如今可资开采的丰富资源。
 
今天,中华帝国的过去在外国和本国民众面前已被誉为光荣的遗产,它贯穿着海外的孔子学院以及国内的观光场馆。当中央政府确定叙事基调之后,地方政府以及普通大众(包括游人)就会主动把关于帝国过去的想象(和不同版本的叙事)串联起来一以贯之。1990年代旅游景点的展板往往会突出“名胜古迹实乃中国手工业者巧夺天工”的含义。今天,那些传统帝王、官员和文人们的居住过的林池苑囿同样会获得高度赞誉,而文化遗产则成为全球性商品并在发展服务经济中成为消费性的国内资源,这在旅游业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90年代初,旅游业受到地方侨务和外事部门的管理,被视为外汇储备的一大来源。但到了90年代末,旅游业被重新界定为国内产业。新的工作和假期制度(双休日和更长的休假机制)以及迅猛发展的交通设施促进了休闲旅游的迅猛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的城市普遍趋于同质化的时候,地方政府却寻求打造风景名胜以吸引游人、发挥地方品牌效应。新的商业中心和景点越来越多地采取仿古式样,其名称和关联则被追溯到古典时期;那些比邻于政府、学校和工厂的著名公园开始重新向公众开放,为门票收入和地方品牌创造附加值。相形之下老式乡土建筑继续走向消亡。在宏大叙事的国家主旋律下,帝国的过去伴随着地方化的形变成为一种商品。对过去历代皇帝、文人和高级官员的颂扬,实际上认可了现在的繁华、辉煌、光荣和太平,同时也构成了对从古至今祖祖辈辈接续奋斗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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