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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尔 菲利于】谁应为当前的中东乱局负责

编译:孙宇晨

 

导读:殷之光(英国埃克赛特大学助理教授,剑桥大学博士)

 

文章来源:https://newhumanist.org.uk/articles/4902/who-is-to-blame-for-the-current-chaos-in-the-middle-east

 

【导读】2011年到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像是一列过山车,起起伏伏,但却哪里也去不了。西方媒体与研究者的感情也跟着上上下下。从最初面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事件时那种“民主战胜”式的狂喜,到“伊斯兰国”仿佛突然崛起时的手足无措,乃至冷漠与势利,这一切都在传达着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那种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逐渐崩塌的事实面前一叶障目,甚至麻木不仁的残酷事实。在这个起火的世界面前,骄傲的西方知识界几乎集体失语。

今天我们为读者翻译的这篇访谈,来自于《新人文主义》杂志的网上博客专栏。作为一个有125年历史的季刊,《新人文主义》这份老牌英国刊物从维多利亚时期创刊伊始便以倡导理性主义、反对宗教的立场著称。其东家理性主义学会(Rationalist Association)也于1885年同时建立,除了出版《新人文主义》杂志之外,这个由一群自称为“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s)的无神论世俗主义者们组成的团体,还出版了大量当时的著名进化生物学者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鲁迅在其《人之历史》一文中介绍了海克尔的一元论宇宙观)等人。《新人文主义》及其团体,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以及同时期欧洲世俗哲学,特别是族裔民族主义、人类进化论学说等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反对当时英国世俗化运动政治化倾向的排头兵。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巴黎政治学院中东研究教授让·皮埃尔·菲利于(Jean-Pierre Filiu)的新书《从“地下王国”到“伊斯兰国”:阿拉伯反革命运动及其“圣战”遗产》(From Deep State to Islamic State: The Arab Counter-Revolution and its Jihadi Legacy在本书中,菲利于站在一个传统的“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的立场上,试图为阿拉伯世界这几年的动荡起伏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在他看来,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如此动荡,恰恰是因为“民主化”没能推行到底。他提出,“伊斯兰国”这种恐怖主义势力,其根源来自于阿拉伯世界政治传统中流行的那种“地下王国”(deep state)。所谓“地下王国”来自土耳其语的“derin devlet”。指的是在国家“正常”政治程序之外存在的政治性力量,这其中包括黑手党、腐败集团等无法被“民主”程序规约并合理化的社会组织及秩序。菲利于认为,正是这种事物的存在为“伊斯兰国”这类暴力恐怖组织的出现提供了社会与政治基础。在他的论述中,他试图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将阿拉伯“独裁政府”的腐败行径同伊斯兰国的出现直接联系起来。

然而,作者并没有,或者是不想去深究,这种“腐败行径”本身得以蔓延的社会语境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在这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与金融寡头统治结构。他也未曾进一步追问这种被西方自由主义话语视为非民主制度弊病的“腐败”,探究其历史根源及其与冷战后世界秩序变迁的普遍联系。相反,像所有康德主义的当代信徒那样,菲利于对“阿拉伯人”表现出了一种他者式的、非历史化的肤浅同情心。在他看来,由“西方世界”着手进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涉,仍旧是“解决”阿拉伯世界痛苦的根本方式。然而,一叶障目的作者也许真的没有看见,在所有那些发生了人民抗议运动的阿拉伯国家,无论是突尼斯、埃及,还是被作者特意孤立出来的巴林,在其国内均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分化的危机。突尼斯和埃及在2011年大规模社会抗议出现之前,都曾彻底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政治的“独裁者”与外来的金融家们合谋,形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寡头。在这段统治者与掠夺者合谋的蜜月期,我们在西方媒体上找得到的几乎只有那一如既往的对于“市场化改革”的赞颂,以及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家未来的希望。直至2011年,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爆发,然而,他们的舌头却又被那些曾经把他们遗忘的西方媒体人们占领,他们的反抗于是很快又变成了一种对于“民主”的苍白想象。反抗于是蜕变成了一场“颜色革命”的狂欢。

西方知识界的菲利于们也没有看到,在“伊斯兰国”兴起过程中,美国侵略伊拉克这一事件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之后,一场针对前复兴党成员的大清洗系统地席卷了伊拉克社会各个角落。原本将这个社会组织起来的复兴党被完全剥离。而这群被驱逐了的人们,至今仍旧在为“伊斯兰国”这一头怪兽提供生长的资源。菲利于们试图通过精细的逻辑,通过被仔细裁剪过的事实,在这个分明正在起火的世界中,向我们传达一个民主战胜的消息。他们指着阿拉伯这座燃烧的房子说:“看呐,这便是那群不听民主教诲的蠢人们的下场。”至于最广大的人民,则在这种西方知识界虚伪的同情心中,成为憎恨与妄信的争夺对象。

 

 

正文编译如下:

 

就目前来看,诸如也门、叙利亚和埃及等国都持续深陷于不同程度的混乱和冲突泥潭中,对“阿拉伯之春”这种席卷中东的泛民主化革命浪潮的期待已经难免“此情可待成追忆”。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其新书《从“地下王国”到“伊斯兰国”:阿拉伯反革命运动及其“圣战”遗产》中,让·皮埃尔·菲利于详细考察了阿拉伯独裁者在资助和武装极端伊斯兰分子过程中的角色。后者通过分化瓦解反对派以及忽悠西方国家支持其独裁统治扶植了不少诸如“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在这里,他将与《新人文主义》杂志的编辑莎米拉·沙克尔就其观点进行一番探讨。(译者注:在菲利于们看来,与西式民主背道而驰的政治行为的出现就已经打开了犯错的大门,而西方国家粗暴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政治平衡甚至引发战争、破坏社会组织的影响则不在其关注之中)

 

沙克尔:西方是否总是误读中东局势?

 

菲利于:与关于伊斯兰主义和圣战主义出版物之丰富相比,涉及到阿拉伯国家使用军事手段镇压其当地民众的文献少之又少,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2011年,我在阿拉伯地区发生民众抗议浪潮头几周时便写过一本书,叫《阿拉伯革命》,副标题是“民主化浪潮的启示”。当时我就把发生在20113月巴林的反民主运动,也是第一个成功的阿拉伯反民主运动作为案例放在了我要阐述的观点中。但从沙特军队和阿联酋警察插手支持、使用残酷的警察手段对和平示威进行的镇压来看,它仍然采取了旧有的反革命方式。(译者注:本文中的“revolution”意指阿拉伯地区兴起的民主运动浪潮,为忠实原文,译者仍将该词翻译为“革命”,但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与中国语境中“革命”“反革命”的特殊意涵并不相同)

 

沙克尔:你在书中探讨了阿拉伯独裁者们在这些反革命运动中的角色,他们的策略本质上就是分而治之吗?

 

菲利于:我在这本书里所探讨的“阿拉伯反革命”要比你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加非理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巴沙尔·阿萨德突击队最喜欢的一句口号:要么选择阿萨德,要么我们把这个国家夷为平地。这些暴君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任何可能威胁其绝对权力的伊斯兰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埃及军队已经把这种手腕玩得得心应手。他们出于军方利益,挑拨“世俗”武装分子对抗“伊斯兰主义”分子。但是,随着“地下王国”全部力量的动员,这种“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策略很快就黯然失色了。这类“地下王国”的使命便是阻碍任何民主转型,哪怕代价是培植圣战分子(译者注:所谓“deep state”,指的是虽然有选举,但仍存在某种难以理解的政府或超级控制行为,它可以阻挠民众运动或激进改革。该词被纽约时报评为2013年流行词。)

 

沙克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圣战分子的崛起归因于独裁者和国家机器扮演的破坏性角色呢?

 

 菲利于: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越是在反恐的名义下强调对任何异议的镇压,你越能制造出更多同样的恐怖威胁。在这本书里我研究了被我命名为“阿尔及利亚矩阵”的现象。在这个国家,圣战暴力是1980年代才有的事,但这种现象极为边缘,而且可控。但当19921月份军阀废黜了总统沙迪利·本·吉迪德后它就扩散为群体现象了,因为后者准备接受伊斯兰主义者占据多数的议会和政府。对于民主进程的拒绝导致了一场全面内战。而随着内战爆发,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圣战游击队的行动,也将原本已经参与到选举进程中的伊斯兰政党彻底边缘化了。这场军事政变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秩序的重建,而是使国家陷入了“黑色十年”,至少有15万阿尔及利亚人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而且,圣战威胁的阴影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扩散到了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等邻国。

 

沙克尔:当下这种趋势最明显的都有哪些国家?

 

菲利于:同样的进程现在发生在也门、埃及和叙利亚。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毫无疑问的统治者,他在2012年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权力,然后很快就和当地的基地组织沆瀣一气,破坏民主进程。由于这并不足以扰乱多数党政治进程,他迅速转向胡塞武装,助其驱逐民选产生的总统继任者。萨利赫一直是也门堕入灾难深渊的罪魁祸首,这一点也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认可。

在埃及,前任元帅塞西20137月反对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政变开启了埃及当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暴力循环。正如我早前所分析的,否定和妨害民主化进程不仅是道德败坏,而且更是场社会安全灾难。事实证明,50万埃及士兵非但不能取得胜利,甚至连把一千出头的圣战分子控制在西奈半岛都成问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残酷镇压除了为“伊斯兰国”扩张至埃以边境铺平道路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很担心埃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确实让人害怕。

但是最恶名昭彰的阴谋家还数巴沙尔·阿萨德,他在2011年春季释放了数百名被拘押的圣战分子,同时却逮捕、拷打乃至杀害了数千名和平活动分子。这种独裁政体相信它在处理暴力叛乱这方面远比应对民间抗议更为得心应手。由于放过阿萨德政权而致力于用恐怖手段打击叙利亚革命同盟有利于“伊斯兰国2014年,根据《简氏防务周刊》,只有少于10%的阿萨德军事打击指向“伊斯兰国”,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圣战分子和独裁者们在革命运动中有着共同的敌人。“伊斯兰仅在20155攻占了政府军控制的帕尔米拉(译者注:该地是叙利亚沙漠上的一片绿洲,位于大马士革的东北方,是古代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此前它所占领的所有叙利亚领土都是从革命军手中夺过来的!

 

沙克尔: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当前局势和“伊斯兰国”的崛起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菲利于:20146月,随着摩苏尔的陷落,价值高达数十亿美金的武器落入“伊斯兰国”手中。这其中包括了在日后“伊斯兰国”进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的两千辆“悍马”。在此之后,奥巴马政府所谓“武器可能落入叙利亚坏人之手”就不单单可笑,甚至是荒唐了。甚为罪恶的事实在于,美国政府并没有就如何遏制“伊斯兰国”表态,更遑论战而胜之。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两个错误假设:其一是战争主要发生在伊拉克而非叙利亚(在伊拉克,得益于亲伊朗武装的宗派恐怖统治,“伊斯兰国”在逊尼派阿拉伯人的省份拥有了强大基础,这使击败圣战分子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其二是国民军和库尔德武装应该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的主力。

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轰炸大致进行了一年,但“伊斯兰国”竟然不退反进,这应归因于上面两个具有迷惑性的假设。现实的情况则是,只有在叙利亚才能击败伊斯兰国,而那里唯一可靠的合作伙伴是阿拉伯逊尼派革命阵线的大部分成员。通过库尔德代理人与圣战分子交战的什叶派突击队或“国民军”(大体上是统治集团的禁卫军)已经(或将会)被证明纯属虚幻。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开始就错了,而他拒绝对20138月的大马士革汽油弹袭击行为进行制裁,则为圣战分子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欧洲)招兵买马大开方便之门。

 

沙克尔:海湾各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菲利于:沙特及其亲近盟友阿联酋是我早前提到的20113月巴林旧式反民主运动的先锋。伊朗的宗派博弈也以巴林抗议者为对象,并有利于其统治集团。沙特则在整个地区和卡塔尔进行恶性权力斗争,后者将胜利寄托于穆兄会的地区性胜利。沙特和卡塔尔均为瓦哈比政权这一事实证明,这种对抗主要基于政治意义而非宗教纷争。这也是利雅得和阿布扎比在埃及反民主运动中如此活跃的原因,双方为此每年都要耗费约数十亿美元。但这种做法毕竟“暴雨不终夕”,尤其在去年三月份以来油价降低和介入也门局势的累计成本大增之后更是如此。

 

沙克尔:突尼斯如何?那里的革命被称赞为相对成功。

 

菲利于:突尼斯的情况不同于任何恐怖主义或反恐怖主义者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也是为什么突尼斯应该得到更为积极和慷慨的援助。“伊斯兰国”将突尼斯“确立新宪制、打造新共和”的成功经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因此在20153月和6月发动了恐怖袭击。在整个地区,民主力量已经深陷于独裁政治和圣战恐袭的两面夹攻。

 

沙克尔:你认为西方在促进民主运动方面做得足够多吗?

 

菲利于:欧洲国家有抛弃那些宣扬同样的价值、要求同样的自由的行动者的糟糕纪录,更不用说美国了。圣战恐袭和难民危机就是这种集体抛弃的直接后果。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最好彻底地接纳他们。阿拉伯人将会为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解放斗争继续努力,这一斗争开始于反对殖民统治,现在则是反抗无情的统治集团。但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是谁和他们肩并肩作战,是谁对恐怖现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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