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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地缘政治:一个新兴大国与地理环境的角力(二)

 

巴西的通胀陷阱

巴西最大的问题是——从殖民地据点建立起直至今天——无法保证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经济也有通胀倾向:对耕地、劳动力、交通、资金和资源的需求会导致所有这些投入的价格上涨。在大多数地方,这种增长能一直持续到通胀压力出现并最终超过增长带来的任何好处。到那时,由于成本高昂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开始不景气。而巴西要承受的压力是土地、劳动力、交通基建和资本都处于极端匮乏的状态,以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立刻会转化成通货膨胀。耕地、交通基建和资金情况已经在研究中,而劳动力问题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尤其要考虑巴西目前1亿94百万的人口。

劳动力问题是巴西寡头经济制度造成的,而寡头经济制度也有地缘政治原因。巴西的问题在于资本投入高和资本产出低——这与世界多数经济强国中心情况相反。在那些地方,资本分布相对均匀,因此保证了民主化的经济权力。

美国当时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以离开城市前往大密西西比河流域闯荡,不出一两年就能向美国和欧洲城市输出农产品。而巴西明显不同,单是在大峭壁上修路都需要大量资金。一个普通市民在那种环境下企图自己谋条经济出路显然不现实,只有带着存款进入巴西的人才有能力“建设”巴西。所以那时的美国——后来出现了工业化——是由欧洲乡下穷人移民过去塑造的,而巴西则是由那些带着钱的富裕葡萄牙人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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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企业文化在独立前很久就出现了,而巴西企业直到19世纪晚期的移民潮才开始出现。在一个资金稀缺而又迫切需要资本的地方,寡头不愿与任何人分享自己建设的基础设施——甚至不愿与其他寡头分享——就不足为奇了。

并发的问题是巴西早期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法国大小的耕地——大面积耕地位于大峭壁另一侧内陆地区。热带气候严重限制了农业耕种选择。直到20世纪中期,唯一能种植的农作物还是种植园作物,最初也是最出名的是糖,后来变成了咖啡、柑橘、香蕉和烟草。传统粮食作物每年只需照料几周,而这种热带作物却不同,从种植、料理、收割到运输都是需要大量劳力。烟草需要收割、晒干,糖需要收割、煮、提炼。一片粮田能很快收割完成装入货车,而收割、运输香蕉要花更多时间。

这些特征从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巴西。

首先,这类种植园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所以像美国那样的小农就被排除在外了。没有小农意味着无法形成小城镇,而小城镇是教育和工业化的前提。相反,种植园意味着公司镇(company towns)出现,即经济寡头催生政治寡头。不久,政治经济权力不平衡导致了20世纪巴西军政府的建立。即使现在,巴西地理更偏好寡头种植园农业,而非家庭农场。现在美国85%的农场——美国因工厂化农场享有盛名——面积小于等于500英亩,而70%的巴西农场面积大于等于500英亩。

时间并没有缓解这种趋势,反而加强了这种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巴西启动了大规模农业多样化计划,其中包括在内陆开发大面积土地,一部分在塞拉多,一部分远在玻利维亚边界的内陆。除了其他农产品,有的新土地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种植此类作物通常所需资金不多。而塞拉多在发展农业之前就需要大量投入,而且距巴西常年过度使用的港口超过1000千米。在此处复制别处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需要高昂代价,最终加强了巴西农业体系的寡头性质,以至于巴西那时产生的“新”农场平均相当于“老”农场六倍大小。

第二,种植园农业需要非技术劳动力,这种情况延续至今。与新大陆殖民地情况不同——新大陆殖民地交通便利、资本容易积累,产生了城市化、教育制度和分工——巴西依靠的是农奴。巴西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是整个西半球最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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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咖啡种植园

缺乏技术工人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中产阶级规模小,国内消费不及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结果是,巴西有一小部分是地主精英,绝大部分是穷人。2011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巴西人在巴西贫民窟勉强糊口。根据基尼系数,即社会学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巴西连续几十年被评为世界大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

总体说来,巴西在增长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通胀障碍。开始经营需要资金,然而资金不足且主要掌握在特权阶层。运输货物需要基础设施,然而基础设施稀缺、无法满足需求、价格不菲且通常掌握在特权阶层手中。若是扩大资金或基建需求,会导致相关花费更多投入更多。扩大经营需要技术工人,由于技术型劳动力储备不足,雇佣技术工会导致工资投入增加。而且巴西城市间至今无法连通,阻碍了所有发展,因此无法形成经济规模。在巴西,增长引发通胀的程度远甚世界其他地方——这会毁掉经济增长。

所以,巴西几百年来都是增长低于平均水平而通胀高于平均水平,因此与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工业都欠发达。即使不考虑寡头偏好,任何有意义的基础设施工程都必须有能力在国外盈利,所以可建设的工程就缩小为农业和矿业(所有商品都是美元计价)。

正因如此,巴西除了生产和提炼诸如糖和铁矿石一类的初级产品外别无选择。这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仅会加强寡头体制,而且也会导致经济产出扭曲。2010年,至少70%的巴西出口都是美元计价的,按价值计算其中45%是初级产品。这也许能让巴西(美元计价)勉强保本,但却无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劳动力、不平等和通胀等长期面临的问题。

因此巴西至今仍未成为世界大国就不足为奇了。若想发展经济必然产生通胀,无异于自杀。不幸的是技术工人储备和资本市场都无法满足需求,而寡头为保护既得利益不想改变现状。即使采取措施尝试摆脱这些陷阱最终却稳固了这一体制。除此之外,巴西近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为获取这些商品外国资本对巴西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并非因为巴西自己做了什么。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是个失败国家,也不是说巴西未来注定像过去一样失败。这说明的是巴西若想成为大国,必须要改变。实际上现在有两个情况已经变化了:阿根廷,以及巴西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现代阿根廷的衰落

阿根廷拥有成为世界大国所需的一切条件。土地平坦气候温和,河流通航且相互贯通,与主要竞争对手有一定缓冲距离,充足的自然资源能保证大国崛起。确实,在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阿根廷迎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首先是打败巴西,然后是巴拉圭,然后跻身世界最富国家排行。站在阿根廷的阴影下巴西人自然产生出一种谦卑和消极倾向,不愿挑战富庶而充满活力的南方邻国。

三国同盟战争之后,阿根廷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繁荣期。大批欧洲移民加入,拉普拉塔遍地机会,大量资本在这里被创造和消化。在所有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是唯一一个产生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阿根廷有两个弱点,所以大概从1930年后,阿根廷开始走下坡路了。

首先与英语美洲不同的是,阿根廷土地并没有广泛分配给个人所有。阿根廷与拉美其他国家一样,起初形成的是地主寡头体制,大多数人在经济上依赖一小撮富有精英。劳工骚动成功地推翻了这种集权制度,并把民粹主义庇隆政权送上宝座。

通过对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动员,庇隆主义的遗产是独裁的加强。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权威毋庸置疑,对整个国家制度具有绝对影响力,在这样的领导人的控制下,集权得以巩固。其他机构权力远小于总统,结果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阿根廷的决策高度依赖掌权的个人。连续几十年来,政策倾向满足民粹主义需求,而非常规政策,于是阿根廷在接近一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缓慢不规则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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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人均GDP世界排名的下滑(1930-2008

第二,阿根廷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遥远距离极大影响了阿根廷人的观念。阿根廷隐蔽在大西洋一端,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国家之一。巴西和巴拉圭的地区威胁被控制后,能威胁阿根廷的最近的国家就是12千千米之外的英国了。如美国一样,这样的远距离造成了程度很高的文化孤立和国民储蓄。(没必要保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

但是美国与阿根廷的情况又有本质区别。美国与潜在竞争对手距离要近7000千米,时不时受到提醒,他们实际并非孤立的。诸如1814年英国火烧华盛顿事件、南北战争期间英国不愿遵守联邦封锁、1941年珍珠港被轰炸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911事件,毫无疑问都对美国人的心智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事件告诫美国人不要自满,鞭策他们对世界存在的“意外事件”过度反应。美国人随即采取了一系列行为重塑自己。这个过程对美国和世界都造成了大量破坏,但却保证了美国人的适应能力。

阿根廷与世界事务距离很远,意味着这块地理天堂没有受到入侵,因此也没有经历遭入侵后的复兴过程。三国同盟战争已经是140年前的事了。在福克兰群岛,也就是被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地发生的战争,是阿根廷尝试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一个著名案例。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了一场与远方的超级军事强国——英国——的战争,而结果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惨败,这不仅摧毁了阿根廷常备军队,还导致了军政府的衰落和倒台。尽管福克兰群岛战争对阿根廷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没有为阿根廷繁荣的根本因素带来挑战,于是阿根廷也就没有出现齐心协力的改革和自我完善。结果,阿根廷忽略了几十年来积攒的国家问题。

近期的变化加强了这一趋势。20012002年的经济危机使一个新的民粹政府上台,该政府宣布债务违约,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必再支付债息。然而,阿根廷并没有抓住这个计划调整经济政治制度,发挥地理优势,改良经济政治基础,相反,国家把省下的钱用在大规模补贴以显示自己的民粹特征上。政策带来了高增长,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国家资本储备被掏空,基础产业——从养牛业、到小麦种植业到发电业——都开始萎缩,经济扭曲。高税率、大规模补贴导致的高消费以及物价管制严重削弱了企业主和农场主等。补贴政策也问题重重,补贴政策导致政府只能不断增加支出,满足民众要求以获得授权。结果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只在南美洲发挥着有限影响力,而在南美大陆以外毫无影响力。

尽管这样,阿根廷仍是南美唯一发展道路清晰的国家。它仍控制拉普拉塔河网,仍控制南半球最好的农场潘帕斯草原。阿根廷没搞清楚的是如何利用它优厚的地缘条件。只要情况一直这样——只要那些毫无作为就成了大国的南锥体国家继续衰落——其他国家就有一线崛起希望。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讲巴西。

 

现代巴西的成就

巴西面临的问题有很多,但是本质上就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巴西的地理条件与自己作对,经济陷入通胀陷阱。巴西人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最终过去的一代人取得了显著进展。

如前所述,巴西沿海核心区要想发展面临各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巴西在内陆开发了广泛的耕地,那里更平坦,气候温和,地形条件基本单一——难点在于如何把大峭壁东侧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联系起来,而不伤及国家主权。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巴西人发展策略一直相对明确:向内陆耕地区发展基础设施,一千米一千米地艰苦劳作。与通胀和交通瓶颈限制巴西沿海核心区发展不同,这部分能开垦的领土部分克服了这一问题。尽管由于鼓励对阿根廷的经济联系,早期的内陆扩展确实削弱了中央权威,但这种扩展是自食其力做到的,而且还发展出了规模经济,内陆成为巴西巨大的经济引擎。尽管巴西仍没有脱离拉普拉塔河流域交通网,但巴西幅员辽阔,足够发展独立的经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把巴西内陆与沿海联系起来就不再是一个经济灾难,而是一个经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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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铁路网(黑线为巴西最重要的四条干线)

20世纪70年代,一些连锁因素共同巩固了内陆的发展成果:

阿根廷愈发萎靡降低了拉普拉塔河网的吸引力;

巴西最终清理出足够的内陆土地,因此便于运输的传统谷物开始大批量生产,使得巴西农产品的运输单位体积价值有所增加,某种程度上又缓解了运输问题;

巴西向内陆的扩展一直进行到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边界,在小做试探之后,巴西开始穿过国境线将基础设施与资金带到边境三国的农业土地上,三国最终整合入更广泛的巴西经济体。阿根廷基本没做抵抗。阿根廷一点点丧失了对这三国的影响力,到2011年这三个国家已经成为巴西的实际经济附庸国;

外国投资商发现巴西内陆充满商机,愿意大笔投资承包巴西内部发展项目,也承包了巴西同化近邻三国的工程项目。

令人惊奇的是,对内陆的开发为巴西政治自由化提供了基础。寡头经济体制的问题之一就是政治会变得跟财富一样集中。然而巴西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建造了许多通商方式——道路——使得一些巴西人能够独自经营(尽管这比河流效率低)。现在巴西大约260万个土地所有者拥有5100英亩的农场(再小一点只能自给自足,再大一点就属于资本密集的工业化农场了)。这260个家庭经济独立——因而也政治独立。在其他地方,这些人就叫中产阶级。尽管环境代价高昂,但若没有这个新兴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巴西民主的基础会相当不稳定。

向内陆扩展并没有解决沿海的瓶颈问题,但其综合效力确实让巴西的发展变得容易许多。不过,向内陆扩展最重要的意义应该在于它使巴西不再只是地理概念了。内陆重要性逐渐增强——1960年巴西首都迁往内陆城市巴西利亚是最好的标志——改善了国家对沿海城市的倾斜。内陆人第一次把自己视作巴西人,随着这种身份认同逐渐加强,政府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庄严和尊重,开始解决国家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

 

通胀

不论采取那种经济策略,巴西都无法发展出自主决定、高速增长与低通胀率的神奇组合。巴西至多能达成两项。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巴西政府更倾向于保增长,以克制社会动荡并为政府筹集资源,即使代价是通胀也在所不惜。由于通胀会对穷人造成更大伤害,所以寡头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6年以来,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巴西经济得以迅速增长,但造成这些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完全不由巴西掌控。与其他波动周期一样,现在的商品价格上涨情况总会结束,那时将再次引发巴西的经济混乱,巴西人对此太熟悉了。

当然除非巴西政府对此做出改变——它已经这么做了。

 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政府出台的政策,被称为“雷亚尔计划”(以巴西货币雷亚尔命名)。这个计划的本质就是放弃巴西以往不惜任何代价保增长的传统策略,转而追求不惜任何代价控通胀的策略。整个经济的零售业都不再有补贴,认为消费会引发通胀。贷款——不管是政府、私人、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极大限制,认为巴西体制无法做到既不通胀又有增长。政府支出和赤字性支出都被大幅削减,认为应当尽量减少所有形式的刺激政策以避免通胀。

实践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被多数经济学家形容为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极低的政府债务,极有限的政府行为以及完全资本化、管理严格、保守的银行。这些限制通胀的政策保证了经济的高度稳定。年通胀率从2000%骤降为个位数。但是这些成果付出了代价:19802005年间,巴西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变成通胀率最低增速最慢(如果不规范地说)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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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通胀率(1996-2011

但雷亚尔计划并不是正统经济政策。经济正统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控制贷款、有限政府和低通胀是最大化增长的政策工具。正统政策是手段,而非目的。雷亚尔计划刚好相反,高增长是敌人,因为高增长能导致恶性通胀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此,控制贷款、有限政府和低通胀是雷亚尔计划的目标,而非手段。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值得再重复一遍:雷亚尔计划的敌人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目标。

结果是,巴西人的想法与现实并无太大差别,是巴西政府想做的事与国际市场认为的有很大差别。全世界的投资商都认为雷亚尔计划目标就是手段——他们认为这个目标完全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外国投资商都投资支持巴西和雷亚尔计划。巴西的对内投资达到空前规模,巴西央行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计划吸金高达600亿美元。

而这些投资却与雷亚尔计划的目标冲突:引进了外国贷款,但政府想要控制贷款,给银行过度拨款,而政府想要严格管理银行,鼓励政府支出却被政府视为危险动作。因为国外的低息贷款,巴西人也许觉得更富了,但对政府来说,环境却越来越恶劣,威胁到雷亚尔计划维持的来之不易的稳定。本文撰稿之时巴西的年通胀率小幅上升至6%6%正是政府能接受的底线。

雷亚尔计划的真正成果在于保证了经济稳定,最重要的是控制力。巴西的地理和社会问题让人望而生畏,如果不能首先控制当地宏观经济力量,不管哪个政府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从这点来说,雷亚尔计划完成了初衷。尽管通胀没有完全解决,但也受到了抑制——这给了政府空间,去解决国家面临的其他种种问题。

与内陆扩展计划一样,雷亚尔计划的成功改变了巴西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当通胀让穷人的储蓄极度缩水,毁掉几千万穷人的生计时,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微乎其微。雷亚尔计划虽然没有带来高增长或更多财富,但却保证了物价稳定——于是人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打下有限根基。一年又一年,储蓄保值。购买力稳定。本来这些是发达国家基本的经济政策,人们认为理所应当,但对这一代巴西人来说却不熟悉——巴西人将此归功于中央政府。

正如内陆扩展计划让巴西所有的州都在巴西的事业中拥有既得政治利益,雷亚尔计划让巴西所有的州在中央政府中拥有了既得经济利益。并不是说雷亚尔计划消除了巴西通胀问题的结构性和地理条件原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让巴西人知道,他们的国家能够经济稳定,他们的政府能够为巴西整体的利益努力,而不是哪个州出总统就为哪个州服务。(经略-独家网编译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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