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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 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 ——章永乐《万国竞争》序言

  

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 ——章永乐《万国竞争》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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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导言
 
与其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内部去理解其普遍性形成的历史,不如跳出其认识论之外,将其看作是一个与殖民全球化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全球史问题。这便是永乐兄尝试通过讲述康有为的“世界观”,来为我们打开的充满着多种普遍性冲突的19世纪世界时刻。
 
 
作为全球史问题的“世界观”
 
1910年秋,当时还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在17岁的毛泽东看来,世界上存在两种君主制国家,一种经由人民制定宪法,“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另一种,则像中国,法令由君主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斯诺回忆起这段经历,并未掩饰自己青年时“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他还表示,曾经设想过未来中国理想的政府将会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然而,青年毛泽东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政治设想过分幼稚。1917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谈及康有为的主张虽然看似“略有本源”的讨论,但是,细读却发现这些讨论“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那种从“枝节入手”单谈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改革方案的变法,无法真正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有通过改造世界观本身,才能够真正达到救国救民的目标,并进而彻底通过改变“天下之心”而改造“天下之事”。[2]
 
在传统对中国现代史的叙事里,从康有为到毛泽东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现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从改良到革命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这种线性的历史观中,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容易被看做是一种单纯的“中国”走向现代的问题。这个叙事框架,受到了我们今天对“国家”和“世界”这一组观念理解的局限,无法真正展现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巨大变迁过程中,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中国,在这种现代世界秩序构成的动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永乐兄的这本新著,以19世纪欧亚大陆上“国竞”的动态为基本背景,将康有为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全球史的问题提出,并尝试为我们展现这种“世界观”构成背后的历史脉络。也正是在这个全球史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提出需要在 “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去“改造我们的学习”。而也是这种对于“世界观”问题的历史考察,恰恰能够让我们理解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真正动力。
 
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给我们描述了一个18世纪末期“微小”世界的图景。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像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那样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也只不过“了解这个人类栖息地球的局部地区”。而对那些生活在西欧主要城市之外的其他人来说,这个世界对他们则显得更加微小。[3]然而,很快在从18世纪末期到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漫长的十九世纪”中,随着交通与贸易线的发展,特别是伴随这种发展而加速的殖民扩张,这种对微小世界的认知似乎逐渐开始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叙述中所描绘的那样,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一种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我们不可否认,欧洲在这个历史关键性转折过程中扮演着“中心”地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则用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这一术语来阐释这种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世界政治、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国家与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dependency)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过程恰恰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形成的过程,也是作为一个体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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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这一世界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历史学者们将晚期近代(late modern)的开端划在18世纪晚期。通过一系列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内的事件,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政教分离、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议会制度与现代共和国的形成等发生在欧洲历史内部的关键事件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进行整体叙述。通过这种对已知“世界史”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代”的、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在不断形成。它不但规训了我们对自身过去历史的理解,更规训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方式。在这种普遍主义世界叙事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欧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务”(civilising mission)的默认。的确,从现象上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几乎各个角落19世纪的关键历史进程,似乎都能“发现”一些可以同早期现代中欧洲发生的那诸多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的脉络。也正是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基础上,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少历史学家,在讨论世界现代历史进程时,会不约而同地用“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的逻辑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因。从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殖民力量的压力的确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又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模仿。
 
然而,我们看到,随着殖民的扩张,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伊朗、以及中国在内的这些世界版图上“非西方”帝国,纷纷开始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有着类似的步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些非基督教帝国都经历了军事现代化、工业化改革以及法治法律改革。改革之后的帝国也都在革命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压力下崩溃。但是,我们能否就简单地作出判断,世界性的现代化变迁就简单地遵循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逻辑么?我们会发现,那些从帝国的废墟上重新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实际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那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完全无法真正展现19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甚至也无法展现在这一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各个国家社会内部相应发生的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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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自由贸易与维也纳体系
 
在这种世界性物质流动与权力变化的动态背景下,我们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将我们的世界观本身作为一个不断在构成中的过程,其本身便是历史性的。它的自我塑造既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在这个塑造过程中,尝试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这种世界观的改造与自我改造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影响了个体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被整个群体所共享。从这个角度出发,19世纪世界秩序的构成,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多种普遍主义之间的缠斗与自我改造的过程。在永乐兄的《万国竞争》中,这种世界观变迁的过程被具象化为国际体系的“衰变”。他的讨论从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组织形式)的理解入手,处理了一个欧洲、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现代秩序在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也恰是在这种漫长的变迁过程中,作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得以形成。而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追问,那种原本产生于欧洲历史脉络与政治秩序内部的世界观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尝试着将自身变为一种唯一的普遍性的?
 
的确,到了19世纪末期,包括奥斯曼和中国在内的几个重要的普世帝国内部,都开始了一场以法律改革为表现形式的自我改造运动。这一系列改革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欧洲国际法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对国家特别是国家主权的理解开始获得其普遍性。这种欧洲法权观念的扩张与殖民扩张的进程密不可分,因此在图兰·卡亚奥古鲁(Turan Kayaoğlu)看来,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帝国主义”(legal imperialism)的表现。[4]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于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Congress of Vienna)实际上从实践上给出了一种对“国际”秩序的管理模式。[5]实际上,维也纳和会上那种通过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达到的国际和平,根本上是一种对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秩序的规范。
 
作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建筑师,奥地利保守主义政治家克里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意识到,19世纪的欧洲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诸如英国、荷兰这类民族国家,它们的国家政策与利益受市场与自由贸易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易北河东岸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君主制国家。另外,来自俄罗斯帝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强大压力也是维也纳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梅特涅为欧洲设计了一种以各种复杂条约为手段的制约系统,通过定期举行的和会,以此来进行欧洲内部的协调(Concert of Europe)。[6]这种协调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变迁时刻,达到两种欧洲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之外,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欧洲大陆国家里逐渐开始兴起的革命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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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门斯·冯·梅特涅
 
维也纳体系假设,永久和平可以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国家间互相牵制的平衡,并由此达到永久和平。这种五霸共治(Pentarchy)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实上,它更多体现的则是欧洲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获得了大片曾经独立或者属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土地。虽然这次会议的前提是拿破仑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控制并拆解法兰西第一帝国。但是,它同时也调整了欧洲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达将近300个的日耳曼小国在此次会议之后,被统一为主要受奥地利制约的由39个国家组成的松散德意志联邦。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欧范围内,以各国派遣代表,集中协商的形式处理外交关系问题。并且也确立了一套以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试图达成权力秩序的稳定态势。因此,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恩格斯曾经将欧洲旧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描述为“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Gleichgewicht)”。[7]伴随这种均势而产生的中央集权国家则被看作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但是,在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与其将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视为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的调停者,不如将其看做是旧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挑战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8]在国际层面上,由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构想出的维也纳体系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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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维也纳会议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结构是一种欧洲精英阶层或贵族国内议会政治的国际延展。这种模式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群体/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能够帮助建立政治共识。并且,这种由精英阶层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识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这种精密设计下的政治平衡并未考虑精英阶层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的秩序,它不但无法管理欧洲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活动,甚至无法真正处理欧洲内部的差异性。从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欧洲内部虽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但是,它却对列强相互之间在欧洲之外进行的争斗无能为力。因此,如果将目光转向欧洲之外的世界,便能发现,维也纳体系作为一种欧洲地方性知识似乎在19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相反,维也纳体系的命运,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独立以及欧洲列强对这类独立运动回应的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07-1808年间拿破仑先后取得了对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逐渐开始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上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在欧洲之外却试图利用这场战争削弱伊比利亚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作为一个传统殖民帝国,西班牙垄断了欧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间包括贩奴在内的一切贸易。葡萄牙则相对采取了与英国合作的模式,并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准英国与其殖民地巴西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拿破仑战争的出现,对英国来说成为了一个打破西班牙贸易垄断,进一步加强英国海上贸易霸权的绝佳机会。这场19世纪上半叶欧洲帝国之间对贸易霸权的争夺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维也纳和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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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目光从欧洲转向整个世界之后,可以发现,维也纳体系所带来的和平非常有限。在《万国竞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意识到,维也纳体系的基本作用,仅仅在于“保欧洲太平”。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种“移毒于亚洲”的手段来确保这种有限的和平。那么,如何理解维也纳体系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呢?事实上,恰恰是来自老殖民地对殖民帝国的反抗才穿透了西方中心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体系的里程碑地位,并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连接成一个整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来自殖民宗主国在文明论基础上对国际法秩序排他性的维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殖民地追求国际法秩序与自身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现代国际法秩序的普遍性。同时,这种来自殖民地的反抗行动,也对宗主国的政策形成了影响。虽然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并不是世界历史的主潮,但是,发生于1801年的海地革命,及其在此之后掀起的南美洲老殖民地独立的确开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也正是在这种南美洲独立浪潮中,英帝国开始逐渐抛弃欧洲已进行了200多年的直接殖民模式,转而开始尝试一种非传统的世界帝国(informal imperialism)策略。
 
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纳德·罗宾森(Ronald Robinson)将这种新的帝国治理秩序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9]这种模式强调,19世纪英国的帝国秩序已经不再单纯基于那种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式的直接统治模式,而转而开始更加注重通过推行“自由贸易”观念,保障英国对世界几条主要远洋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而实现其帝国的全球霸权。[10]而这种新的,不经过直接殖民的帝国主义秩序,则无疑是在欧洲新旧两种帝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对霸权地位的争夺过程中诞生的。
 
与其将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中形成的权利平衡视为一种欧洲的“交响”(Concert),不如视为是一种殖民帝国在欧洲之外进行的“变奏”(variation),以及在这种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兴起而引起的世界各个角落多种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确,使得维也纳体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欧洲之外。1824年,当时的英国外相(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如释重负地表示,“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自由了”,并且,如果“我们不犯错的话,她便是英国的(she is English)”。[11]而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开始意识到,通过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拉丁美洲与欧洲大陆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对“自由”与“独立”观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从道义上符合英国对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的界定,还能就此赢得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对英国的好感。此外,拿破仑战争还让英国意识到,发生在欧洲大陆几个君主国的革命,甚至还能从内部有效削弱这些旧殖民宗主国的霸权地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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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世纪初开始,无论是卡苏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针对欧洲大陆君主国之间战争所采用的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13],还是之后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对欧洲之外地区采取的强硬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政策,其基础都来源于这种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欧洲列强之间对世界贸易霸权地位的争夺。从这个意义上,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欧洲新旧两种霸权之间就欧洲内部问题而达成的暂时性妥协。它终止了拿破仑帝国统一欧洲大陆的进程,但并未真正处理欧洲大陆那种碎片化的封建局面。这个脆弱的体系内部还包含了英国,这样一个代表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帝国,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旧帝国的世界影响上。
 
英国在维也纳体系之外,有选择地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获得英国积极承认并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属于欧洲旧帝国的殖民地,或者来自于全球贸易路线上一些关键的,属于奥斯曼与中国这两个非西方帝国的传统治权范围之内的民族地区。英帝国对于前者,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独立的支持毫不犹豫。维也纳体系因此也成为了这种新旧两种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缠斗的平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则从实质上终结了了维也纳体系,并也凸显出了那种欧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14]从维罗纳会议之前,英国的议会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西班牙美洲帝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存在多年。英国制造与商业资产阶级绝不容许这种联系受到任何阻碍。1822年7月,在维罗纳会议举办之前3个月,卡苏里子爵便向威灵顿公爵(1st Duke of Wellington)表示,英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只关乎英西关系,与法国、俄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无关。[15]虽然,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在对抗西班牙基础上形成的对拉丁美洲独立的支持被表述为一种自由主义英国对世界“普遍民族独立(universal national independence)”的推动[16],然而事实上,卡苏里子爵对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毫无兴趣。他仅仅有选择地在拉美(针对西班牙帝国)、意大利和希腊(针对奥斯曼)积极推动不干涉主义政策,而在维也纳体系内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问题上则反对法国协助镇压,并参与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击队。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构建的那种五霸共治的平衡体系。终于,卡苏里子爵的继任者坎宁在维罗纳会议上由于西班牙问题而彻底与法国决裂。他表示“现在的时局,重新回到了一个有益的状态(wholesome state)。国家自谋前程,上帝关爱世人(Every nation for itself and God for us all)!”[17]在梅特涅看来,英国这个被“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影响“坏到骨子里的”国家,现在终于“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18]同样,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新兴的美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以有选择性地推动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为基础,开始了对旧霸权(英国及整个欧洲旧大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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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然而,我们从永乐兄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康有为在“国竞”逻辑下却对英国作出了极为正面的判断。他采用合纵连横的办法,试图在这种国竞的局面下,建立中英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求让大清加入这种势力平衡的机制中。然而,恰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反帝与去殖民独立运动背景下,我们才发现,康有为这种认识背后的巨大局限。事实上,英国在自由贸易观念下展开的世界霸权的新模式,对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毫无自由而言。这种“自由”的贸易,并未改变拉丁美洲地区在19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依附地位。[19]而从这之后非西方世界开始的对这种霸权秩序的认识与反抗,则构成了连接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重要线索。在不同地区,这种霸权的展开模式各有不同。我们发现,殖民帝国在拉丁美洲互相排挤,而到了东亚,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贸易权利。在中亚与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民族主义的选择性使用与欧洲五霸共治的妥协局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便是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直接殖民模式的英帝国,在19世纪中期却也开始占领一大批在全球海上贸易线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补给及中转城市、港口。民族独立,被作为推动这种自由贸易霸权的策略性手段而使用。
 
 
自由贸易不平等的起源
 
对1840年的英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则是继拿破仑之后,与英国利益更为密切相关的国际力量。一个稳定但却不那么强大的奥斯曼在欧洲自由贸易帝国秩序中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1840年7月15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伦敦协议》(Convention of London)。在当时的巴麦尊勋爵看来,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将会为欧洲的安定提供基础,他希望通过对奥斯曼的扶持来防止俄国控制博斯布鲁斯海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武装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乱,炮击贝鲁特,以期维护《伦敦协议》中规定阿里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的诉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中,要求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人的自治。
 
对英国全球贸易的发展来说,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它对通往中国腹地的路上贸易通道的控制,对英国通过海上贸易线路的控制而形成的贸易垄断产生了重要挑战。沙皇俄国19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区的贸易扩张行动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特别是其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帝国也希望通过参与这场战争,能够遏制不断向欧洲扩张的俄帝国。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1856年签订的《巴黎合约》(Treaty of Paris of 1856)将黑海划为中立区,这从实际上取消了俄国原有对黑海的专属控制权。同时,战争又使得原先在欧洲政治秩序边缘的奥斯曼帝国进入到了欧洲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中,被接纳到所谓“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巴黎合约》签订于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国便向楚河河谷地区派出了一支勘探队。这支勘探队由俄国阿拉套地区(Alatau)地区指挥官命令,军官P. 谢苗诺夫(P. Semenoff)带领,从今天阿拉木图境内的俄军韦尔内堡垒(Fort Vernoye)出发,最远到达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20]作为对俄国中亚扩张活动的回应,英国殖民政府也开展了对中亚的探险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开从旁遮普地区通向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带的商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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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上,时任学会主席的罗德里克·玛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系统的叙述了英国贸易殖民主义下的世界秩序及战略重点。其中针对中亚(Central Asia)与中国西部(Western China)地区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中亚及西藏新疆地区的贸易扩张意图,以及在这种意图之下对该地区治权问题的法理认识。[21]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与旁遮普地区的殖民活动,除了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棉花种植与布匹生产,将这一地区编织进了英帝国贸易殖民主义的网络中。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以贸易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秩序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于基督教普遍话语及科学人种学基础上中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这种秩序并不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相反,由于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这种贸易殖民主义的霸权,进而为其提供更低的税率。因此一个碎片化的治权结构虽然在贸易路线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但从整体殖民工程的角度出发,小政府则更符合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的利益。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中,英帝国对在旧帝国秩序边缘发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证。这一政治策略,被称为“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然而,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从内部打散了原有民族之间的共同体那样,这种传统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从外部进一步将世界拆分成以民族国家为主的集合体。而这一系列具有了民族意识的社会群体,很快便成为这种19世纪殖民贸易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助推器之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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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士(Anatole France)
 
随着这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秩序变迁的发展,整个世界在“已开发”和“被/未开发”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愈发鲜明。少数几个欧洲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化强权在这一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中明显占据了中心地位。然而,以这类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建设却从未将这种实质上的地区间差异与不平等纳入考虑范畴。这种不平等被掩盖在欧洲法律上的形式主义自由之下。19世纪80年代,虽然所有的奴隶制度均已成为非法,但是这种法律制度的自由却仅仅表达了自有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法郎士(Anatole France)曾讽刺地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在大部分欧洲强权现代国家里,金钱、而非出身决定了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分配走向。而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同时也决定了政治权势的多寡。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逐渐在19世纪末期替代了旧制度中由法律规定的明确阶级身份差异。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及受欧洲殖民秩序影响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不平等还以另一种形式展现。教育的不平等和差异在20世纪初期随着这种殖民扩张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以欧洲科学教育及其整体学科体系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在儒家文明世界与伊斯兰文明世界中慢慢流行起来。作为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教授欧洲知识,特别是科学与律法知识成为殖民与半殖民地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原本与各自帝国政治体系结合紧密的儒家教育、伊斯兰教法教育等开始渐渐同帝国治理脱节。而也正是一批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对各自的文明传统产生质疑。他们从“现代化”的框架下,开始重新梳理或批判传统的知识体系。这种站在20世纪殖民主义全球化压力下对各自传统的反思往往走向两个方向:“托古改制”和“全盘西化”。
 
我们应当非常熟悉中国近代史中这两种思潮间的交锋及其发展方向。而与中国19世纪以来的历史类似,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涉及类似问题。究竟哪种对待传统的模式,能够使得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摆脱苦难命运的问题。其中,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印度的伊斯兰知识分子Sayyid Ahmad Khan,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学习英国殖民主的“先进经验”,彻底引入西式教育,才能够挽救印度穆斯林衰微的命运。而倡导“托古改制”的思潮更为多样,且对伊斯兰乃至全世界有更深远影响。这类知识分子强调,当代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恰恰来自于穆斯林在资本主义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背离了伊斯兰传统。因此,需要完全恢复伊斯兰传统,才能对抗这种腐朽状况。其中代表人物是一批受过良好欧式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教父Jamal ad-Din al-Afghani,伊斯兰解放党创始人Taqiuddin al-Nabhani,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苏菲主义学者Hasan Bana。当然,即便在这些人中间,提出的具体实践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倡导进行民族革命的、有坚持进行超主权国家世界革命的、有倡导进行农民教育的等等。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帝、反殖民、反霸权主义等关键问题,在当时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同样是核心关怀。但是,为什么这种讨论在阿拉伯世界最后发展出了类似于基地组织那样的“反犹”、“反美”、乃至彻底“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话语,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人民民主这样的社会革命路径。
 
 
从“五霸共治”走向国际主义
 
重新回到欧洲,除了新旧两种霸权在维也纳体系内部的斗争之外,这种五霸共治的崩溃还伴随着从欧洲内部兴起的阶级革命。就在维也纳体系诞生之后不足一百年,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从旧大陆内部秩序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世界殖民霸权秩序,随着1914年一战的爆发而走向衰落。这也标志着“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终结与“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开始。在这短暂的二十世纪里,最重要的主潮之一便是从威尔逊开始的美国干涉主义霸权的兴起。这种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世界秩序理想,伴随着强大的铁腕手段。一方面,威尔逊通过“美国保卫同盟”(American Protective League)检举揭发国内反战团体及个人。通过“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向海外积极宣传其世界秩序理想。另一方面,通过参战与积极建设新战后秩序的方法,消磨甚至对抗旧大陆的全球霸权影响。这种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及政治手段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至今影响着美国内政与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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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短暂的二十世纪”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除了随着威尔逊参战而分裂的新旧两个西方之外,旧大陆上还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了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政府。这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割,更重要的是,它对主导西方文明数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社会制度提出了本质性的挑战。随着这场革命倒下的,是一个旧的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内部及国际间秩序。在列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他将(现代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当然,后来苏联将列宁这一表述改为“最高阶段”)。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形成与资本全球扩张需要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秩序下,资本主义进行着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行为,不惜将世界绝大地区变为少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附庸。因此,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起的苏联,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与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决裂。在此之后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进步的新阶段,并能最终带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彼岸。在列宁勾勒的图景中,共产党不仅仅是一种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议会政党。因为它们仅仅代表一个阶级或特定群体的有限利益。而通过这种政党进行的议会政治,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利益群体博弈。布尔什维克党则不同,它是一种肩负了人类历史发展未来的力量,引领着作为生产主力军的无产阶级,意图将整个人类社会带入一种消除了阶级不平等的未来。与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象相比,列宁给出的世界未来是与旧秩序的根本决裂。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外交方面,立刻选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废止了大部分旧制度秘密外交原则下订立的条约。在内政方面,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将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并通过土地委员会等工农阶级机构统一分配。
 
与威尔逊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理想不同,列宁的世界图景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决裂。这种“西方”内部的大分裂也为世界体系在短暂20世纪中的根本变迁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这场变迁的另一个基础,是在殖民地地区逐渐开始的独立运动。这种独立运动在开始时很可能表现为对旧大陆殖民帝国主义秩序的对抗,以及对新大陆美国威尔逊“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政策的追求。我们也能看到,部分地区与人群将自身未来的命运与列宁描述的未来联系起来。随着这种政治实践,在贸易帝国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开始出现了多种通向彼岸的路径。虽然从起源角度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的世界图景都“发源”于西方文明内部。但是随着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与各种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一种二十世纪世界体系内部政治实践的多样性开始显现。对于如何走向“现代”这个关键问题,越来越多的“西方外部”世界开始提供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从1918年到1929年这十年中,欧洲、亚洲、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罢工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第三世界运动,都极大地从真正意义上丰富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普遍性。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一种新的现代国际秩序也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新生时刻,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产生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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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乐兄《万国竞争》的最后,将讨论拉进了20世纪后半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更具未来价值的话题出现。[23]如何在政治激荡的变迁过程中,将一个碎片化,并充满社会政治多样性的世界整合在一起,并避免霸权的“共主”式世界帝国(或者康德式的世界共和国)出现,是新中国第三世界视角下的世界新秩序。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人民民主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即人类解放的政治实践步骤并不遵循一定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从长时段的尺度来审视从19世纪初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便能发现,在西方现代性内部生成的,对今天世界普遍秩序有重要影响的“平等”、“自主”、“自由”等概念,恰是在世界史的互动中,特别是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的抗争中,才随着第三世界获得主体性而变得具有普遍性。因此,与其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内部去理解其普遍性形成的历史,不如跳出其认识论之外,将其看作是一个与殖民全球化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全球史问题。这便是永乐兄尝试通过讲述康有为的“世界观”,来为我们打开的充满着多种普遍性冲突的19世纪世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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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84-91页。
[3]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4] Turan Kayaoğ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5] 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讨论,一个常见的西方中心式的范式是将其作为现代外交,特别是以和会谈判形式,协商解决冲突,维持和平这种规范的开端。关于西方学者对维也纳体系在世界历史中核心地位的叙述,可以参见:Mark Jarret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War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after Napoleon (London: I. B. Tauris, 2014).
[6]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考:Torbjo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8-71.
[7]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89页。
[8] 参见: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9]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6, no. 1 (1953): 1-15.
[10] 20世纪70年代,又有一批帝国史学者深入分析了英帝国这种非传统世界帝国的运作机制,并讨论了现代商业机构、金融以及保险构建起的庞大世界网络在英帝国实践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参见:Desmond Christopher St. Martin Platt, ed. Business Imperialism, 1840-1930: An Inquiry Based on British Experienc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Wendy Hinde, George Canning (London: Collins, 1973), 368.
[12] 关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帝国构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在英国对西班牙帝国的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参见: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5-45. 另外,19世纪下半叶包括边沁,密尔等人在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帝国作为一种合法的政治与商业治理模式的论证,以及他们与艾德蒙·伯克之间的争论,参看: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3] D. L. Hafner, "Castlereagh,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on-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26, no. 1 (1980): 71-84.
[14] 关于这种“五霸共治”模式内部的冲突,参见:Jr. Irby C. Nichols, The European Pentarchy and the Congress of Verona, 1822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15] Ibid., 22.
[16] Archibald Alison, Lives of Lord Castlereagh and Sir Charles Stewart (London: J. M. Dent & Sons, 1861), 171-72.
[17] 转引自: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Stephen D. Kras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0.
[18] 转引自:Roy Bridge, "Allied Diplomacy in Peacetime: 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 'System', 1815-23," in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 ed. Alan Ske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34-53.
[19] 关于英国这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造成的压力,参见:Alan Knight, "Britain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Andrew Por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2-45.
[20] 谢苗诺夫的报告1869年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机关刊物上。参见P. Semenoff, "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Expedition from Fort Vernoye to the Western Shore of the Issik-Kul Lake, Eastern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9 (1869): 311-38.
[21]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2, no. 4 (1 January 1867): 262-63.
[22] 讽刺的是,这种建立在人类学知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民族”认同的界定,在19世纪中期,是作为一种殖民地主要的知识与统治形态,被殖民者用来创造那种易于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志国家”(Ethnographic state)。这种在人类学知识基础上创造出的社会,将非西方的“原住民”社会视为一种静止的结构。这种在人类学知识基础上创造起的认同,甚至切断了这类社会在历史叙事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认同。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乌干达)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著:《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40页。
[23] 在这里,我采用了斯塔夫里雅诺斯和彼得·沃斯利对“第三世界”的定义,即这是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产生的压迫性关系。参见L. V.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1); 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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