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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评论|谁在塑造“朝贡话语”?——兼论海外涉华话语中的“道德绑架”及当下中印关系

   谁在塑造“朝贡话语”?

——兼论海外涉华话语中的“道德绑架”及当下中印关系
 
文/孙宇晨
   
作者系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辽宁大学外交学硕士
 
导言
 
一言以蔽之,礼治天下的“帝制遗产”不同于殖民夺地的“帝国遗产”,它既有荣光也有屈辱,同时更有“中华民族”这一复合共同体的生息繁衍、发展壮大一以贯之。如果考虑到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多从历史而来,那么“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便绝不是渲染悲情的修辞。化用纪录片《诗人毛泽东》解说词的最后一句作为评论结尾:如果读懂了它,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
 
诚如“经略网刊”昨日推送文章的总标题(学者对谈:中国的帝制遗产如何型塑其当今外交政策),“帝制遗产”在中国身份的自我建构中日渐呈现为一种为推动“民族伟大复兴”而被光辉祖述的话语标识。加之“现代性”中蕴含的市场竞争逻辑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本质上并未被国人完全接受,传统背后的“古典性”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舒缓当下焦虑、提振民族信心的精神源泉。也正如对谈中最后一名学者梅尔清所言,它展示给内外公众的形象正悄然从革命史观中着力批判的对象,转变为更加积极和多元的形态。
 
与这种社会氛围相呼应,不少学者在新世纪初开始用类似“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从细节处解构以往对中外关系的刻板认知,甚至试图将抽象自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概念建构为一般学理并以之建构起自身的知识谱系来解释、批判现实世界。在中国社科院赵汀阳教授型构“天下体系”的哲学努力(2005年)之后,种种凸显“中国风格”的思考涌出水面。如2013年牛津大学的邝云峰教授就以“美国的朝贡体系”为题,“出人意料”地借用朝贡体系的概念描述当今美国及其盟国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无独有偶,最近美国社会学者、悉尼大学萨尔瓦托·巴博尼斯(Salvatore Babones) 教授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美国的天下——中国资金、美国权力和历史的终结》中比较了“美国天下”与“明朝天下”的异同,并就此展望了未来的世界秩序。林林总总都在显示,当中国发展的客观结果使其成为“他者”衡量“自我”的参照系时(此前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即掀起一波“东学西渐”的“中国热”,毛泽东时代诉诸普遍的国际革命亦引发了广泛反响,如今中国于全球化时代崛起则正是第三波“中国热”的源动力),“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已然成为任何关注中国变迁和政治决策的人们不可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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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本次对谈,与康灿雄(David.C.Kang)突出“东亚例外论”的取向(相关文章参见“中国:并非骤然崛起,而是根脉绵长”)恰好相反,参与对谈的学者大多指出清“朝贡”实践与理想设定的差异之处。如柯娇燕认为,清朝对周边邻国不同态度反映其现实主义策略,“帝国优先”则往往招致周边国家的不满,总体性的“朝贡贸易”亦非符合真实的市场交往原则,中国现今的“宏图大志”更不需要历史为之背书;章志劢列举清缅战争和清廷对越干涉的失败案例,说明周边邻国对清廷“宗主”地位不满已久,西方列强介入东亚使中国对区域秩序的把控进一步成为“虚妄”,在此基调下,当今中国关于领土问题的正当表态则被视为违背“永恒的和平主义”的“扩张性领土要求”;柯白从正面分析了“帝制遗产”话语之于中国维持内部统一和身份一贯的连续性作用,并严肃指出即便演变成“政党-国家”,争取历史解释权也是党派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环节;张彦将这一点聚焦到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建构,并认为对传统的褒扬是“对中国重返古典时代的稳定和荣耀的某种期许”;弗伦奇冷酷地指出“每一个强国都会发展出一套自我包装的理想化叙述,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直与其自我期许相匹配”,他引用史学家王赓武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软实力构成要素与帝制时代关系的“古今比较”问题;最后,梅尔清把相关政治思考投射到大众休闲娱乐之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改造中,认为在文化产业的塑造下,帝制历史遗产已转变为显示巨大的商业价值并能够激发公民爱国心和向心力的文化资源。
 
在本次对谈中,诸家讨论的焦点仍集中于以清季为代表的朝贡历史实践。对大部分人来说,或是出于对历史教科书观点的根深蒂固,或是出于对“中国例外论”话语建构的意识反弹,“东亚礼治体系”要么被视为独尊复古、昧于时代形势的保守主义滥调;要么被当作“道德主义”泛滥、无视国际政治历史和现实的浪漫主义陈词。然而,对朝贡外交的渲染本缘起于民国若干学人的自我“反思”,加上海外汉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一个多世纪的诠释和建构,其自始就预设了同欧洲国际体系进行价值比较的“先进-落后”二元判断。
 
以外交史家蒋廷黻成书于1937年、至今仍广为出版的名作《中国近代史》为例。书中认为——由于鸦片战争前中国不平等地对待西方国家,后者便通过战争手段反过来不平等对待中国——从而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鸦片贸易的罪恶和炮舰政策的殖民性质。但这种“现代化”史观得到了学生费正清(后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的直接支持并进一步从各种角度分析“朝贡体系”的“落后性”。由于费氏在美国汉学界的扛鼎地位及其对国关学科的影响力使这种基调对西方学界认知中国影响甚巨,而这种“出口转内销”更加剧了我们对自身历史认知的脸谱化。与之相似,陈垣、沈兼士等中国学者(其中有人曾是同盟会会员)在1928年的《掌故丛编》中选择性地发表了清代历史档案中的部分不利于满清形象的文件,当这种信息传达给西方学术界并回流入华,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若干认知的偏颇。
 
如一般学者仅凭借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便认为,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为清廷所拒是乾隆狂妄自大的表现,但牛津大学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最近根据乾隆收藏诸多西洋钟表、望远镜以及大学士福康安同期从廓尔喀族俘虏那里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对孟加拉邦的统治权的信息(意味着英国已经对喜马拉雅山一侧构成威胁),乃至英使离京后清廷迅速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军事防御以备英军偷袭的指示,得出结论:由于乾隆已通过种种迹象认识到英国对清朝是一种军事威胁,故意以礼仪、体制等为由回绝英使以“通商”为名的“找茬”。但这种防御姿态不可避免地带有“闭关锁国”性质,因而往往受到后世口诛笔伐,“帝制遗产”也由此被赋予了色厉内荏、妄自尊大的含义。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的相关研究亦与此论仿佛。沈爱娣同时指出,18世纪的欧洲也并不存在所谓“主权平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仅是这一进程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王权等级制的终结。各国等级仍根据其统治者的级别来衡量,如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均认为其等级高于一般国王,英国试图向奥匈帝国派驻大使却为后者所拒。直到1815年维也纳和会后,主权平等原则才在欧陆确立起来,而这种“平等”显然未“天然”适用于非欧地区。
 
吊诡的是,即便是朝贡体系的礼制规定体现出鲜明的等级秩序,但“天子守在四夷”的周边方略使中国对待邻国往往更倾向让利于后者,并在其不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就其内政“听任自主”;与之相反,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标举《万国公法》,以“自由贸易”、“互驻公使”等体现了“条约外交”的时代精神,但在处理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国与“落后”非欧国家关系时,其扮演的则多是助推列强侵略利益合法化的角色。仍以更早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华为例,时任英国内务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给使团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决不能使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已享有的贸易权力遭受威胁”,并要求“在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必须获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机会,或者找到在东方海洋中分散且迂回的消费通途”、“最好从海路直接驶往中华帝国东海岸或东北海岸,并请求一个从该口岸前往首都的安全保证”,其实质则是保证其非法贸易不受阻断以及开辟对华殖民通道。换言之,与“主权国家体系”同步扩展的固然是“平等”的“主权观”,但抢先一步变成现实的却是“海洋帝国体系”在全球的“殖民”与“争霸”。世界近现代史说明,除了迅速“脱亚入欧”的日本转变成帝国主义之外,其他非欧国家普遍成为被殖民和侵略的对象,乾隆未允马戛尔尼所请,更大程度的意义则是避免了中国过早地“印度化”。1863年,当传教士丁韪良把《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帮助中国维护体系内合法权利时,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则扬言:“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招来无尽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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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归无情。鉴于现代国家体制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残酷的国际竞争事实,时代潮流必然要求中国果断告别“天下”体制、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谋求其权利地位。但话说回来,即便站在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任何一国在塑造自身认同时都会突出其历史和身份的一贯性,以强化民族凝聚力,中国自亦不免。1937年清明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中共代表林伯渠当场宣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祭文,开篇即是“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与之相伴,从“边陲”到“疆界”则是必然发生的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变迁的实体性过程,恰恰是在这一方面,中国长期处于“国家间政治”的“道义困境”——“主流”国际舆论往往以“朝贡体制”的“不确实”和“落后性”解构中国“帝制遗产”的宏大叙事,要求中国走向“现代化”;又不愿赋予中国以充足的“民族国家”权利,生怕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正当诉求冲击现有国际秩序。二者陷中国于“不义”之处在于,前者隐含中国现有疆域乃系“帝国扩张”得来故而不“合法”,后者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壮大必然会对周边“以大欺小”故而无“道义”。如对谈中的章志劢认为中国“从帝国边陲演变至国家疆界”是一段“令人忧心”的历史,意在突出中国的主权意识使之对周边邻国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紧接着,柯白则对中国大陆官方学者规制“新清史”的讨论有所微词,并认为在“一党制”状态下社会绝大部分领域都受到了“政治化”的浸染,这有碍于言论和学术自由。但笔者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归纳说明,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兹引相关段落如下——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在“内陆亚洲”(Inner Asia)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以“内亚视角”重构关于清朝历史与认同的叙事体系。至此,以费正清等人“冲击-反应”论为主要型模的“东亚-中国”研究在转变为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区域变迁研究之后,又扩展至以亚洲内陆为地缘轴心的复合研究,其叙事重心则从以列文森为代表的汉化史观迁移到以柯娇燕、罗友枝等人为代表的满洲-内亚区域史观。这种转移的后果是将“内亚”从区域和文化概念演绎为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强调清朝对蒙藏与中亚腹地的有效统治突破了传统中国的控制疆域,其整合欧亚大陆的实践极富世界意义。此类历史思潮固然因超越“大汉族主义”而显出开放、包容的一面,但其将清朝版图扩张与同时期欧洲殖民主义类比反而为分裂中国提供了过于凸显边地特殊性的“合法性依据”。该学派引发关注始于1996年以来罗友枝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关于“满洲汉化论”的辩论,在近年来随着汪荣祖与姚大力关于“清帝国性质”的学术交锋而成为台海两岸乃至整个华人史学界的“公共话题”。
 
——也就是说,“新清史”的部分研究难免有消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含义之嫌。其涉及中国边疆省份的论述,要么试图强化自身的独特性,要么将当地文化特质与周边国家相关联,作用效果都是在弱化边疆少数族裔的“中国”认同意识和向心意识,客观上为其祖述“他者”提供了想象空间。倘若国人忽视这一点,甚至为标新立异而持续“解构”,直至形成新的政治话语,将不可避免地抹杀晚清至今仁人志士的自强奋斗与在国际舞台上的折冲樽俎,亦无法把握住近代中国史的一条主线:从满清皇权专制到辛亥“五族共和”,再到共和国“阶级共和”与“民族大团结”,其实质则是在时代变局下通过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话语及组织方式维系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与此相对,凭借“以族立国”甚至“一族一国”的理论路数来消解中国近代以来“以国立族”的史实和实践自然就构成了所谓“道义困境”的本质,其极端后果就是对中国的削弱和分裂。我们固然可以跳出“宅兹中国”之谓而从边地和异国的视角测度“中国”的文化内涵与地理外延,从而消弭“自古以来”同实际史实的张力,但当这种“测度”演变为刻意“消解”自我的另一种历史建构,其政治意涵也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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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放下前人加诸的修辞高标,我们便不难发现“朝贡体系”下的国际关系仍存有灵活和务实的一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青年学者张锋在《解构朝贡体系》一文(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10.6)中即质疑费正清对这一体系的命名,并揭示出该体系的运行过程本身是王朝的合法性考量与安全性动机的结合,前者体现的是“基于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帝国话语叙述”,后者则蕴含了一般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特征。这在对谈中柯娇燕强调“中国对待不同朝贡国的政策实践也极为多样化”中得到了印证: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和国内政治就严密监视,但对越南的报告和诉求便漠不关心,而对声称代表荷兰或梵蒂冈的使节则表示礼貌性的好奇。与之大致对应的史实则是:明清易代后,朝鲜虽被迫向满清朝贡,在心态上却始终感念大明再造之恩,视清朝为夷虏,并以“东国”和“小中华”自居,不时表达出对清廷统治的抗拒,清廷则基于朝鲜与其龙兴之地接壤的地缘位置及朝鲜并未完全臣服而加以严格控制,在1880年以后面对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李鸿章逐渐加强对朝内政的干涉,派遣袁世凯全面“监国”朝鲜;而在1882年前后中法关于越南的交涉中,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等力主保护越南,但李鸿章等考虑到日本在侵略琉球和朝鲜后已经成为心腹大患,故主张专心对日,加之西南边防虚弱,取胜难久,台湾在法国海军威胁下亦危如累卵,于是在“镇南关大捷”后乘胜即收,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此战以后,清廷决心大治水师,将地缘战略的重点从“塞防”转移到“海防”上来;至于对西方传教士的“好奇”仅限于康熙朝中前期,具体体现在西洋传教士传授满洲贵族天文历算的过程与康熙派遣徐日升和张诚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自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起,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祀孔祭祖,遂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康熙晚年开始实行“禁教”政策,至雍正年间则更为全面和严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内政和外交的复杂互动以及“朝贡体系”并非均质化模型的事实。
 
至于章志劢所谓清缅战争失利和清军反败于南越西山朝军队,则恰恰说明中原王朝缺乏在南方边地的作战经验,更无“侵略”周边之意,若我辈站在今天国际关系学科流行话语角度,便很容易得出作为单极体系霸权的清廷并未充分履行供给区域安全“公共品”(public goods)义务的结论。再联系到东亚大陆地区本以广土众民的农耕文明形态存在,而游牧边疆则保持其兵民合一、掠夺渔猎的生活习性,所谓“朝贡体系”的要义就更加明白:无论是中心国家的羁縻、和亲还是边缘国家的朝贡,说明的都是中央王朝力求天下子民“俯首农桑、百业兴旺”的内向性以及“国家能力”渗透边地前线的有限性。用强大的商业购买力换取边境和平而非穷兵黩武,乃是节约民力、降低维护区域安全成本而不得不为之的办法。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后世的一段话堪称经典:“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着实成为和平时期区域体系的“共有文化”,直到乾隆在给英吉利国王的“诏书”中还强调“共享太平之福”等语。
 
一切历史都在与当下的对话中呈现其多样性意义。由古及今,以中及外,我们不妨可以设想:如果章志劢所言之动乱情形发生于今日的墨西哥、古巴、加拿大又当如何?相信“主流”论调一定会为美国无所作为或虎头蛇尾扼腕叹息,当然更有可能是人们还没缓过神来,相关势力早已在大美利坚“战斧”导弹之下灰飞烟灭。同样,在印度入侵我洞朗地区的严肃问题上,印方百般狡辩甚至把不丹扯入其中,俨然“宗主国”地位声言“为其出头”,却不见BBC、CNN、《纽约时报》之类“重磅”国际舆论对这种“家长制思想”加诸一词。反倒是正当此敏感时期,远隔重洋的“大英帝国”还要派新航母巡航南海,至于其旨在“维护和平”还是“以为助阵”便不易论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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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印度向来为其不能忝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耿耿于怀。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彼一面号称高举反帝与民族解放大旗,以“不结盟运动发起国”和“第三世界领袖”自居,同时着意继承英印殖民当局的帝国雄心,不仅试图染指西藏,且以实际行动肢解巴基斯坦、强占锡金、公然大兵压境防止尼泊尔和不丹亲华,自诩“独立自主”、“维护和平”却数度玩起开疆拓土、联西制华的把戏,甚至前脚“进入”中国领土,后脚就总统访美。其部分目的显然是把这种对华冒险视为自抬身价、向美邀功以图“狮子大开口”引进装备和援助的“投名状”。如此缺乏与周边国家公平解决领土争端的诚意,屡屡自以为“树敌于华必能在列强身上占尽便宜”的“投机”之举又有何政治代表性可言?睽诸历史,安理会“五常”之中,美苏(俄)各自以普世意识形态诉求持续引领本阵营国家数十载,英法基于全球事务“欧洲重心”的历史存在及其殖民体系的惯性作用得以保留席位,中国则从早期的“反帝革命”到当今的“一带一路”,其诉求始终能扭住广大后发国家民族解放、和平发展的主题。反观当下之印度、日本,在其“实力”抢眼增长之外,于真正的“世界政治”领域贡献究竟能有几何?
 
中国要成长为真正的大国,必然要有“走出晚清”的自信心态和更加广阔的战略视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实践初见成效足以为证,将印度等国家列入各项合作平台的重要角色更见我力促共同发展之诚意。但若是我们视之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昔日列强和“金砖”新贵一再视我为“战略对手”甚至不乏将中国打回晚清“原形”的“帝国心态”,同时辅以种种对中国历史的解构性阐释掩盖其当下的政治企图,这就绝不仅仅是学术论争,亦富含着权力和道义制高点的争夺。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不必讳言,时至今日这种论断仍然成立,只不过由此前的“崩溃论”、“威胁论”等意识形态色彩显著的论调变成了貌似客观中立且富含“高大上”学术色彩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内亚视角”,拿历史说事的种种宏论开始不一而足。至少当中俄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告诫日本不要重蹈历史覆辙的时候,美日等国则不乏以“中国酷似一战前德国”的论调渲染所谓“崛起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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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如真以历史衡量,中国当下的战略环境与1870年之普鲁士当有一比。普法战争之前德国西南部四邦一直被法国控制,然普鲁士之振奋昂扬,尤有俾斯麦天授异人,完成国家统一于前,穿梭平衡各国于后。而今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我领导人面临之劲敌,无一非民族主义色彩强烈之枭雄,却已纷纷指责中国为地区平衡的“破坏者”。考虑到当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构建本以德意志三百余邦之分立为重要内容,使后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实际上中国在当前这般“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两极化的时代,面临的发展和崛起风险着实大大增加,可虑者不仅在于种种宏大构想之实现,更在于国家实力与战略能力的增长速度与内外风险的深度广度之比较和应对。
 
多年来,我国一直极尽克制地灵活安排解决同周边国家以及大国纷争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不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措施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真诚愿望,但在以“无政府状态”为根本特点的国际政治面前,种种倡议和努力若无各国相向而行,“行百里者半九十”之谓恐亦难保。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主席在“八一”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史中大浪淘沙勇立潮头、承担时代使命的原则支撑。如果仅仅把诉诸历史遗产视为当今中国领导人“糅合古典国家主义、权力主义以及传统主义”的策略性宣示(对谈中张彦的观点),显然就忽视了中国历经三十余年欧风美雨、港台日韩“市场化”冲击后社会共同体亟待“文化重建”的深层意图。而根植于优良传统的“自信”也绝不是“面对无端挑衅”时“云淡风轻”的“鸵鸟心态”,而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战略信誉。因此,无论是“古今软实力对比”(弗伦奇)还是“将历史遗产纳入文化产业”(梅尔清),种种话题一旦在现实政治领域遭遇“双轨文化”的障碍,其效果便容易大打折扣。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国际权威建立在讲道义的战略信誉基础上,是其他国家对主导国的信任,直接关系到政治领导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将当下火爆票房的《战狼Ⅱ》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冒险主义在前投降主义在后”的政治形象相对比,就更能体会到国际政治的无情冷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可否认,前文的海外诸家向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的多元视角,但其根据自身经验和理论规范中国史叙事的天然局限也预示着我们构建更加具有主体性、说服力之话语体系的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礼治天下的“帝制遗产”不同于殖民夺地的“帝国遗产”,它既有荣光也有屈辱,同时更有“中华民族”这一复合共同体的生息繁衍、发展壮大一以贯之。如果考虑到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多从历史而来,那么“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便绝不是渲染悲情的修辞。化用纪录片《诗人毛泽东》解说词的最后一句作为评论结尾:如果读懂了它,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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