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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书摘 | 学校教育: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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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最近,今年高考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农村孩子很难当状元”的一席话,以及清华大学与被录取的甘肃残疾学生魏祥的书信往来,一起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寒门还是能出贵子的,但确实是越来越难出贵子了。事实上,寒门难出贵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中国,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种“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很多国家的严重程度甚至甚于中国。那么,寒门为何难出贵子?最近的一本新书《我们的孩子》里,作者罗伯特·帕特南(美国当代最杰出政治学家),条分缕析地阐释了美国社会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试读其中一二章节,或可为我们镜鉴。
 
学校教育: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文 | [美]罗伯特·帕特南
译 | 田雷 宋昕
 
今日之美国,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出现了与日俱增的阶级鸿沟,那么美国的学校到底是扩展了这种阶级对立,还是缩小了这种对立,抑或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伊莎贝拉和索菲亚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出身,然后又读了完全不同的学校,那么学校教育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他们当下存在的社会差距?说得更精确些,假设学校确实以某种方式牵涉到阶级分化,那么学校到底是阶级分化的成因(causes),还是仅仅为社会分化的场域(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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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美] 罗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举目望去,关于当代美国学校教育的经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那么这种类型的研究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学校到底是会固化,还是会缩小,抑或是加剧着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异,又是以哪些方式完成了前述的种种勾连?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探究的过程也是发人深省的。
 
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创设,其出发点就是要给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公立教育系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张和变革,每一次大转型都围绕着一种新的核心目标。
 
公立小学运动,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终推动了免费公立初等教育的全民普及。霍利斯·曼(Horace Mann)是公立小学运动之父,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伟大的教育改革者曾经宣称:“教育,是推动人类生存状况平等的伟大手段,足以克服人在出身上的种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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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斯·曼(Horace Mann)
美国教育家与政治家。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
 
让我们首先观察一下十二年义务教育系统内的学生分数。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曾完成过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结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孩子的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出现了越拉越大的阶级差距。事实上,里尔登的数据图表又是一个剪刀差的形状,在我们这本书中,各种数据指标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阶级之间的剪刀差。里尔登精炼地概括了他的关键发现:“对比出生于2001年的孩子和出生于1976年(亦即25年前)的孩子,统计在两组孩子内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成绩差距,则前者的数据要比后者高出大约30%到40%。”
 
大致上讲,孩子和穷孩子之间的差距,对应着前者通常要比后者多接受数年的学校教育。不仅如此,一方面,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差距一直以来都在缩小;但另一方面,这种阶级差距——即便是在每一种族内部——却持续扩大(我们此前也曾在其他指标上发现了相同的模型,比如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进入21世纪后,单是统计儿童的幼儿园入学率,阶级差距就已经比种族差距要高出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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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登的研究发现已然令人心灰意冷,但更糟糕的是,他的具体研究只揭示了冰山之一角,与之相互呼应的还有大量有关儿童发育之阶级差距的研究,这里的发育不仅包括认知能力,还包括非认知性的情感能力指标。他的发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紧紧围绕着以考试成绩作为指标的学校学业,而学业则是人生道路上阶级差距的关键因素,比如大学毕业率、监禁率和成年后的收入,无一不和成绩有关联。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里尔登的分析还表明,学校教育自身并没有创造机会的阶级差距:早在孩子进入幼儿园时,机会差距就已经大到无可弥补,而根据他的研究,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孩子进入学校而发生显著的扩展。
 
在检视了相关证据之后,詹姆斯·赫克曼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观察18周岁的孩子,则其母亲的教育程度不同,孩子在认知能力的表现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非常关键,因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人能上大学,而哪些人没有机会,但上述差距早在孩子6岁时就已经基本存在,换言之,在孩子上学之时,差距已经注定。我不否认美国的学校教育是不平等的,但无论是缩小还是加剧考试分数的差异,学校教育都只是配角。”
 
还有一些研究也强化了这种观点,即在加剧阶级之间的机会差距方面上,学校自身并不是主要动因。比如,有研究统计了小学学龄的儿童,即发现在孩子们离开学校的暑期,测试成绩的差距会加速扩展,而等到孩子们秋天返回课堂后,成绩差距就会稳定下来。换言之,在精英学校和底层学校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否认的教育质量和资源的不平等,但只要我们还考虑到其他同学校无关的因素(诸如家庭结构、经济压力、父母参与甚至是看电视的时间),学校教育和资源本身就是相对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导致考试分数以及认知与社交技艺的阶级差距时,学校教育并非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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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大写的“但是”——这绝非否认这一现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坏学校,两类学校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基于阶级的教育隔离不容置否。而且学生身处其中潜移默化,影响力不可能不大:近来不断有定量研究发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好学校,贫穷的同龄孩子上差学校,而在两类学校之间的学习成绩可谓天差地别。
 
那么,真相若果真如此,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最容易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居住的贫富分隔。正如我们在克林顿港、本德镇、亚特兰大市或橘子郡所看到的,有钱的和没钱的美国人现在居住于相互隔离的邻里社区内,壁垒越来越森严。虽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居住地就近上学,但这确实是大多数孩子的选择。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30~40年间基于收入差距的居住分隔,已经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分流到不同的学校。
 
但反讽的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原因很简单,当决定在何处购房时,大多数家长现在都看重周边学校的条件。即便是那些自身教育程度有限的家长,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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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上层阶级的父母消息通达,他们比中下阶级的父母更有渠道判断学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一旦做出判断,他们也更有能力去购买位于选定社区内的房子。布鲁金斯学会的乔纳森·罗斯威尔(Jonathan Rothwell)就发现,同样一栋房子,位置靠近重点公立中学就要比临近普通中学贵出不止20万美金。另有研究也发现,当家长们为位于好学区的房子竞价时,他们所竞取的是学区,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不是学校,不是最好的教师素质、班级人数规模或单个学生的人均预算,这也就意味着,在父母看来,学生的家庭要比学校的投入更能决定学校的品质。就是这样的过程,一方面让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幸运儿集中在一类学校内,如特洛伊高中;另一方面则让出生在穷人家的可怜孩子集中在另一类学校,如圣安娜高中。
 
“自主择校(school choice)”,允许家长跨越所居学区为子女选择学校,这一机制虽然一开始怀有美好的出发点,但对缩小阶级差距的效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从积极的方面看,确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进入他们父母所选择的学校,而不是所居学区的学校,目前这类自主择校生的比例大概在15%。但问题是,受困于信息不对称,家长经常无法作出明智的择校决策,不仅如此,孩子接送以及照管的问题也约束着家长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低收入家庭中间尤其普遍和严重。对于我们在本书重点关注的下层阶级的孩子来说,自主择校不太可能让他们的人生反败为胜。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并没有那种通情达理的父母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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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孩子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把孩子送到身边同学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学校,孩子就能有更优秀的学业表现。在整个发达世界,这种“近朱者赤”的模式看起来是普适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严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不容置否的现实,他在自己开创性的研究中就写道:“不论学生自己的社会背景如何,最大程度上决定学生成就的学校因素是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学校因素。”上述一般性的命题,不仅适用于在校考试分数、毕业、大学入学这类学术成绩,而且即便我们维持学生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在校成绩这一变量不变,同学的社会构成也会影响到学生在成年后的经济收入。
 
在富人学校读书,穷孩子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现象被加里·奥菲尔德(Gary Orfield)和苏珊·伊顿(Susan Eaton)称为“教育研究中的铁律”。事实上,已有很多研究显示,学生在高中时的学业表现与其同学家庭背景之间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其程度要高于与其自己家庭背景的相关性。
 
让我们做如下的思维试验:假设索菲亚(“生性聪慧”,小小年纪就喜欢读字典)幸运地转入了特洛伊高中;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却不幸地转入了圣安娜高中。一旦两个女孩互换学校,她们各自的学业成绩很难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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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如此重要?
 
为什么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如此重要?为什么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一个学校的学生产生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呢? 
 
更合理的解释是学生这个群体从校外带入学校内的种种资源和习气:家庭对学习的鼓励、“课外活动”的私人捐赠,这些积极因素可以造就良好的氛围;反之,犯罪、吸毒和社会混乱,这些消极因素也会导致学习环境的恶化。读罢前文对特洛伊和圣安娜两所学校的对比,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吧。
 
首先,学生如果来自于富裕、高知的家庭,则他们也会把父母作为资源带入所就读的学校。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可以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亲身参与到孩子的学校事务。当然,那些经济拮据的父母同样也想要参与孩子的学校事务,但他们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我们的故事中,束缚他们的因素包括工作职责(比如居住在亚特兰大的斯特芬妮)、文化观念(比如在圣安娜的罗拉的外祖父),或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比如本德镇的乔)。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参与之所以出现阶级分化,主要原因并不是贫穷家长没有主观意愿,而要归因于经济和文化的制约。
 
这一现实会造成一连串的后果。许多研究已经显示,父母参与,小到检查家庭作业,大到参加家庭教师协会的会面,的确会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培养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孩子酗酒或沾染毒品的概率。教育学学者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和南希·柏拉(Nancy Berla)在对此类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时曾写道:“当父母投身于学校事务时,孩子的在校表现会更上一层楼,而他们就读的学校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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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从相关性推演到确定的因果关联,这一步殊非易事。那些经常造访学校的父母,往往也就是那些为摇篮里的孩子读书的父母。这样看来,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是在孩子们上学后参与学校事务,还是为幼年的子女在睡前读书?抑或说,其中的因果链条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学生的在校表现为因,家长的参与才是果?(既然知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会赞誉有加,那么造访学校当然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能把家长的财富带到学校。我们都知道,上流社会学校的筹款能力是中下阶层学校望尘莫及的,因此同样是“校外捐赠基金”这一预算,两类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有了这笔资金,特洛伊高中就可以开办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远非圣安娜中学能及。
 
不仅如此,上流社会的父母还要求学校开设在学术上更严格的课程体系,这当然又会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不仅高中退学率微乎其微,入读大学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下图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对美国大部分公立高中的普查。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以家长的经济收入为基本指标,区分出排在一头一尾的两类学校:前一类是富家子弟为主的高中,它们提供的大学预科课程的平均门数为12门,而后一类则是穷孩子扎堆儿的高中,它们的大学预科课程仅为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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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同辈压力,特别是同学之间的压力,也是促成优异学业表现的重要推手。同辈压力通常在一个人15岁到18岁时达到最高点。研究表明,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近朱者赤”,好的榜样可以激励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兴趣和志愿;但另一方面也有“近墨者黑”的效应,坏的示范也会导致青少年吸毒、旷课、抑郁以及行为不端,甚至养成不健康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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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那些成长在富裕家庭和社区的孩子,带到校园里的通常是正能量,会在同学之间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反过来说,生活在贫民窟的穷孩子往往会在学校制造暴力和混乱,而这些负能量会危害到这些学校的所有学生。这就是我们在圣安娜中学看到的可悲局面,学生在课堂上一言不合就要动手,讲台上的老师也无能为力,能维持学校的秩序已属万幸。
 
在今天的美国,学生群体的贫苦率越高,则学校内的旷课率和犯罪率也就越高,校园秩序也更为混乱,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更低。原因很简单,学校是其所在地区的缩影,贫困社区存在的社会病症,位于该区内的学校也难以幸免。从圣安娜中学的失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种种问题会逆向影响到这类学校的全体学生,无论学生本人是否旷课、混黑帮或有心理疾病,在负能量笼罩的大氛围内,无人可以独善其身。一项用数据说话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一个班级中,如果存在有遭遇过家庭暴力的学生,那么班上其他同学的成绩也会下降,而且这种关联在穷孩子为主的学校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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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一名朝气蓬勃的教师,胸怀教书育人的理想,但每天都要在这种教室如战场的环境里浪费宝贵的青春,理想主义的激情或许能支撑你一时,但熬过一两年后,如果有特洛伊高中这样的学校向你抛出橄榄枝,校园宁静祥和,学生积极向上,那你还不赶紧逃出生天?
 
正是因此,穷人学校的教师流失从来都是居高不下的,每年都送旧迎新。学校里就多是缺少教学经验的新手,选择留下来的老师大多也已失去斗志,混日子而已:对于校园的混乱,他们早就见怪不怪了;放弃了教书育人的理想,只不过是代家长看管孩子而已,“要不是为了拿工资,他们才不会管我们呢”;即便有些上进的学生近在眼前,他们也懒得施以援手,而是以一句“太笨了”将学生打发了事;甚至如索菲亚的遭遇那样,不经调查就认定所有的拉美裔学生都不会说英语。
 
我们已经看到一出悲剧正上演:全国范围内的数据恰好证实了这一图景。好老师会让学生终生受益,但数据显示,好老师大多集中在高收入地区的精英学校,相比之下,贫民区的学校就多是那种能力不足、三心二意的老师。之所以形成这种模式,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员在各学区之间的一次分配,而在于老师的二次选择。简言之,贫穷学校到处蔓延着失序甚至是危险的氛围,教师身处其中势必沾染负能量,士气低落,有机会就跳槽。这样的老师也就只能教出成绩平平的学生,即便班上有个别身家清白、勤学好问的学生,也很难成材。
 
课外活动
 
长期参与课外活动的孩子,不但读书期间往往有上佳的表现,在踏入社会后也能走得更远——即便在控制了家庭背景、认知能力和其他种种变量后,课外活动和优秀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仍清晰可辨。
 
研究表明,课外活动的积极作用包括:更高的平均学分绩、更低的辍学和旷课率、更好的学习/工作习惯、更远大的求学目标、更低的青少年犯罪/违法率、更自觉的自尊自爱、更坚韧的心理素质、更理性的规避风险行为、更强的公民参与意识(比如在选举中投票或做志愿者),甚至在进入社会后能取得更高的职业成就和工资收入。比如,有一项研究在精心控制了多项变量后发现,孩子如果坚持不懈地参与课外活动,那么比起只是偶尔参加的同龄人,其高中毕业后读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出70%——比起那些从未涉足课外活动的孩子更是高出了400%。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拉美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参加课外活动,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随之提高——但对于我们在橘子郡所遇见的那些孩子而言,这项研究只是揭示了现实的残酷,那就是:获得这种机会的孩子只是凤毛麟角。
 
当然,即便是在今天的美国,由公立学校所提供的课外活动的机会始终还是更公平些,相比之下,那些完全由私人开办的活动项目,比如钢琴课、足球训练营,则是完全“用钱说话”。这样说来,虽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参与校内项目的机会本已受限,但面对着那些由社会开办的课外项目,比如课后学习兴趣组、体育训练营、音乐课以及童子军,他们更是不得其门而入。
 
行文至此,让我们重返本章所提出的核心问题:现有的十二年公立教育体制到底是弥合还是扩大了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 
 
答案如下:学校教育的阶级差异,功夫在诗外,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学校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学生在校外的生活。早在孩子们进入学校前,差距就已经拉开,有的孩子将资源带到了学校,还有些孩子带入学校的却是麻烦和挑战。现如今,美国公立学校就像是一个共鸣箱,在校园内,同学之间会相互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由于美国人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也导致了富人学区和穷人学区的两极分化,所以说像伊莎贝拉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大都求学于近朱者赤的校园内,好的氛围让这些幸运儿有着似锦的前程,而像罗拉和索菲亚这样的下层孩子就只能读近墨者黑的学校,混乱无序的校园只会扼杀他们原本可能有的读书天赋。
 
(本文摘编自《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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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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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雅理译丛)
罗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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