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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 “走出乡土”之后怎么办?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这个题目,是针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而著的。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发展为《乡土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那是1940年代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中国经历七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超越中国,这六七十年来的世界,也是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
 
中国发展农业,当然发轫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经过长期演变,战国时代已经开始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秦汉的长期稳定、中国地区内部的区间资源流通,发展了中国内部的市场网,促进了大地区的经济整合。精耕农业与市场交流,使中国的广土众民都笼罩于一个庞大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下。数千年来,这一“华夏集团”呈现为人类历史上最巨大、最长久的复杂共同体。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高度稳定性,而在稳定之中,又容许相当程度的社会流通。其弊,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点”,经过这一“点”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界定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可是也保障了不同层次群体的内部安定和对外的安全。这个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建立在血缘或是地缘群体,也建立在并没有严格阶级化的自由流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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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祁序 | 《江山放牧图》
 
“走出乡土”,乃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国残余的乡土社会,更难延续。然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还不得不影响性情精神,又岂是“出埃及”足以描述?
   
费先生撰写《乡土中国》时,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因此,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如何重建乡土?五零年代以后,虽然政权建立在农村上面,可是,农村与城市一样,也在强力的种种运动干预之下,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暴力之下经历的转变,其破坏性,不言可喻。最近,大规模的城市化计划,强制地将农民移入高楼大厦,希望由此将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立刻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从外面看,不能不说,这是揠苗助长,“苗”则槁矣。
   
放眼世界,从二战以后,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生产的性质。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六七十年来,全球性的企业发展方向使很多农村萎缩至几乎不再存在。大型城市出现,以及因为产业的急剧变化,人口移动非常迅速,居住的形式也完全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迅速消逝。街道上,人潮汹涌,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
 
城市包围农村.jpg
 
在群体离散的同时,由于二战前后,几次集体主义政权对个人的压迫,促使许多人憧憬个人的自由。从六十年代以后,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在各种层次,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公民都一步步铲除约束个人自由的任何障碍。宗教信仰、职业限制、种族不平等等,都在这一浪潮下不再能够约束个人的发展及个人的决定。最近,美国大法官会议肯定了同性别婚姻权。这是将人类社会许多分类的界线中最后一条自然形成的界线——性别,也铲除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可以有机会享受完全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类别都消失后,“个人”将无所归属,欧美这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与自由化的社会,却正在面临碎裂(fragmentation)。
   
一个完全自由的流动社会,其中个人将成为只能依靠自己,或者依靠法律保障的个体。这许多单独、离散的自由个体,将如何面对以国家公权力形式出现的暴力?将如何面对掌握金权的财团?如果有一天,有一批军人,掌握了足够的武器,社会上许多自由个体又如何抵御这些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暴力?
   
因此,如前所述,我读到《走出乡土》的大作时,难免有所感慨:走出了埃及,是不是真的走到牛奶与蜜糖的乐土?假如知道前面将是一片草原, 散乱的牛羊无法抵抗种种暴力的驱赶和宰割——这些暴力包括金钱、武力和强大的权力。那么,我们还能设计一些预防这些灾害的机制吗?“社会工程”自古以来是人类的梦想,总以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方案替人类创造福祉。但是一次、一次,我们发现,以人类知识的限度和人类欲望的无限,种种设计都会由善意开始,而以被人篡夺以满足其权力欲终止。
   
虽然面临如此令人沮丧的局面,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回顾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终于,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在渔猎的时代,已经很难以个人的一手一足取得生活的资源。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也开始集体分工,开拓田野,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这时候,人类知道,个人不能放纵欲望,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责任,在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些彼此间的容忍,才能互相帮忙。
   
这一些觉悟,使得人类发展了道德,也净化了感情,两者的合并,成为人间的伦理。在伦理基础上,建构社群,发展为更大的复杂社会。这一个长达数万年的经验,我相信,还是必须继续发展。亚当·斯密司在《国富论》之外,还写过一本讨论道德与感情的《道德情操论》。后者讨论的问题,其实比前者更需要注意。而且,斯密司指陈的道德情操,要义在于推己及人:要求大家在图利之时,明白“人、我”与“群、己”的互利。凡此观点,何尝不与儒家仁恕要旨相符?
 
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
   
对我而言,谈到“乡土”这个题目,也引发不少感触。私人的感情而言,费先生是我在匹兹堡的前辈学者杨庆堃先生的挚友。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杨先生的邹平集市系统研究,两者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提出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和阐释。他们两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他们两人的遭遇却并不完全一样。费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目的不是仅在于对“乡土中国”的理论解释,而更注意到如何将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转化为以工商为副业,以重建中国已经凋敝的农村。所以,他另外一本大著就是《乡土重建》。他的自我期许是为了替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作一番设计。费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参加观察杂志的主笔队伍,他的著作在抗战的后期脍炙人口。他对于民主中国的实现,不仅寄予极大的希望,也尽其鼓吹之力。1950年以后,他的名著《早春天气》也是代表读书人敢言的勇气。此后,他遭遇迫害,但是又始终要顶着一些头衔,使他痛苦万分。
   
他的同窗朋友杨庆堃先生,1951年离开中国,在美国有比较自由的发展天地,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杨先生的集市系统研究理论被施坚雅发挥,成为社会学的显学。杨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转移到宗教社会学方面,在这个专题上,开拓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195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学基本上被一笔勾销,要到七零年代以后,杨先生受费先生等国内学者的委托,才尽力在海外设法训练国内派出来的一些学生,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如果中国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他们二位继续合作的成果,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又岂止于今日而已?陈心想先生比费、杨两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触,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两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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