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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与资本年代的变奏——余华《兄弟》中李光头的故事

《兄弟》散漫、夸张,看似无所用心。它给不出一个逻辑完整的脉络,“摸着石头过河”的故事该怎么讲呢?已有更多的纪实文字将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写得酣畅淋漓。经济发展的故事是容易讲得圆的,要像当年王式廓画农民一样画出当代中国人的像却不容易。

 

李光头是余华小说《兄弟》中的弟弟,主角。他的名字叫李光,但刘镇的人都习惯了叫他李光头,包括他自己的母亲,也常常收不住口,叫成“李光头”。其实小说中没有太多关于他的容貌描写,无论他是愤怒、惫懒的少年时期,还是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奋力游,变成刘镇的超级巨富,读者都不太记得他有没有头发。李光头更多的不是一种体貌特征,而是这个人的个性气质的代名词。不难对“光头”做字面意义的解读,比如说鲁莽、无赖、反叛等等,或者直接替换成小说中最常见的一个词,“王八蛋”。如果稍微克制一下阅读的洁癖,同时也稍微抵抗一下小说作者所刻意为之的诗意段落,也会发现他孝顺、友爱、有力量。李光头身上综合了一系列的矛盾特质,不过这并不鲜见。他从一个少年混混、变成福利长的厂长、破烂大王,最后刘镇的超级巨富,这一系列遭遇更为跌宕起伏,但这也不是小说的中心。

这是我阅读上的一个陋习,还是想问小说的中心意思。这对于以新小说、现代主义笔法著名的余华的作品是不公平的。好在小说后记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光头的故事实际上讲了一个关于中国、一个变化中的中国的故事。很多年前,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译本前言中介绍,这是一个关于变化的中国的故事,写的是20世纪4050年代之交,《兄弟》写的是晚近的四十年。全书分上下册:前一半写文革、后一半写改革开放到现在。旨在把握从社会主义时期到后社会主义的转变,不过小说并没有将人物置于大的转折背景中,采用了人物成长的自然时间作为小说叙述的时间,即以代际更替、李光头的成长、一步步的选择而展开叙事。李光头的成长是成长为商人的故事,或者按照李光头个人的回顾,他天生就具有商人的素质,从少年时代以林红屁股的秘密在刘镇的各色人等中换三鲜面,到后来以去上海洽谈服装生意从刘镇的各家个体户手中集资,李光头以无畏的商人身份(或者说商人本能)走过了40多年。如果联系小说作者余华的个人背景,李光头的故事发源于温州。换作内陆省份,这变化中的中国故事可能是农民进城;换作东北,这个变化中的中国故事可能是工人下岗。放在温州,它会沿着商人的脚步展开。近期的《温州一家人》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叫《中国故事》。商人的气质很独特,前面之所以用“无畏”这个词,并不是指传统革命意义上的勇敢,而是前路未卜时所激发的一种力量。如此一来,人物性格和小说的叙事形式之间呈现了对应关系。李光头并不是什么事都安排好了才去做,他对于周边的变化甚至是无意识的;小说的叙事形式上呈现为一种有意识的、对于目的论的拒绝。就我的阅读而言,我认为这两点成为了余华讲述变化中的中国故事的基架。

“逝者已去,生者犹在。李兰撒手归西,走上漫漫阴间路,在茫茫幽灵里寻觅宋凡平消失的气息,已经不知道两个儿子在人世间如何漂泊”。

这是《兄弟》下册的开篇,用了一种传统小说中常见的过渡语式。至少在文本层面上,这样一种自然化的过渡方式意味着放弃为两个时代之间的变化设置一个理由——父母一辈不知道儿子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儿子们自己也不知道。母亲李兰死后,宋钢从乡下回城与异父异母的弟弟李光头团聚。李光头是李兰的儿子,宋钢是宋凡平的儿子,这是一个再婚家庭,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从童年时代即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宋凡平的死、李兰的死,他们只能在彼此身上找到家庭的气息。住在过去的老房子里,宋钢身兼父、兄、母职,这是一段平静而近乎幸福的生活,以至于李光头向刘镇女人炫耀:“宋钢,宋钢除了生孩子不会,什么都会”,在没得到想像中的回馈时认真地愤怒:“你们,哼,除了会生孩子,还会什么?”在这样的日子里,李光头很自在,他并没有意识到宋钢之于他的意义,不知道下来发生什么,他甚至也没有历尽劫难的沧桑感,他,包括宋钢,都很快乐,对于过去,没有记忆。这也许是因为年纪轻。

很显然,这样的时光不能持久。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恋爱。恋爱冲击原有的家庭结构,戏剧性的安排是李光头和宋钢同时爱上了一个人,林红。这个情节本身实在不新鲜,小说对这一李光头的行为描述很欢乐,有点像阿Q的“恋爱的悲剧”;然而小说并没有进入另一个老套,以恋爱的悲剧作为李光头性格成长中的重要节点。真正的戏剧性是通过每一次的“不知道”引出的。小说维持着一如既往的语气,波澜不惊交待着这一事件的结果——李光头离开家。这一次视点变成了刘镇,刘镇围观了李光头带领福利长的残疾人致富、李光头恋爱的失败,林红嫁给宋钢,宋钢搬出他和李光头的家,目送李光头越走越远,

“李光头越走越远的时候,小关剪刀身边的群众越聚越多,群众兴致勃勃地议论着远去的李光头,纷纷说自己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这些群众谁也想不到,十多年后里光头成为了我们全县人民的GDP”。

这句话的象征性意义可以获得多重阐释——离开家、离开传统的伦理秩序、包括离开由一段李光头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爱情所激发的自我,以及群众的漠然旁观等等。李光头从群众的视线中离开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全民经商的年代。不仅刘镇人“谁也想不到”,即便李光头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致富。小说变换了三种说法来描述这一变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光头在林红这里跌了爱情的跟头,转身就在福利厂连续创造了利润奇迹。这时候改革开放进入了全民经商的时代,李光头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经商的天才……”

第一种还是传统小说的方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是一个古老的声音,所有的未来变化在活得太久的中国人眼中都是未置可否;第二种方法是平实的叙述,并举了两个事实——恋爱失败和福利厂的成功,将事情并排在一起,这是同时代人对于变化的体验,也许带了一点庆幸;第三种方法近似切入李光头的内心,然而并不是心理描写,同样延续了第三人称的视点,这使得李光头的自我评价——“一个经商的天才”——多了几分被调侃的滑稽感。三种说法的共同之处是回避了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凸现全民经商所带来的解放之感;无论是对于刘镇还是李光头来说,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地发生,正如同刘镇的文革自然而然的结束。故事似乎可以就这样向前走,比如说《温州一家人》的方式,电视剧复活了一种很古老的传统——说书;或者一个更好的例子是前些年的《一年又一年》。

但《兄弟》不是。再回到开头,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整部小说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从一个已知的现在“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回溯“他曾经有个相依为命的兄弟叫宋钢”和童年的时光。前面所阅读到的所有“未知”,都是在李光头的回忆之中。在倒叙的叙事结构中,自然而然的结束和发生就变成了有意的设计。它的客观效果是凸现了断裂,并且拒绝给出解释。在这一点上,《兄弟》离开了经典的现实主义脉络,但依然继承了它的诉求——以文学的方式把握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变迁。

从文本中可见,特别是下册,小说试图最大限度地将现实生活的经验囊括进来,比如说宋钢的文学青年时代。宋钢将稿子交给刘作家修改,茫然失望;礼尚往来也改了刘作家的稿子,刘作家对此破口大骂。余华早年的散文中曾写到这个情节。此外,比如品牌意识、入股集资、小吸管的包子、点钞机、制衣厂等情节皆可看出改革开放初年南方小镇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尽可能地在生活经验的层面逼真;另一方面,以夸大、戏谑的方式叙述李光头迈向GDP的每一步:集资入股、在县政府门前堆起破烂山、到日本贩卖二手西装,直到最后坐在金马桶上环游太空。这样的方式,使得《兄弟》并没有按正常的思路,写成一部商人的艰难创业史。每个情节之间都不具有逻辑关联;每一步的发展都像是李光头的突发奇想。

它的叙事结构上散漫,拼凑,看上去像是作家个人所见的夸大后的拼贴。小说中诸多情节所起到的都有类似的效果,不是为着“事”(即李光头的经商之路),而是为着“人”(李光头的性格)而写,不同的人——李光头的妈妈、林红、陶青、童铁匠、余拔牙刘镇的各色人等,都成为了展现李光头性格中的某一面、或者生命的某一时刻的道具。情节上的关联不在于叙事结构本身,而在于李光头这个人物。如果说《兄弟》确有呈现历史变迁的内在诉求,这一诉求是通过刻画李光头这一非成长性的人物来承担的。

说李光头是非成长性的人物,并不十分准确。成长只是为了逼近这一人物而划的一道辅助线。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李光头的身份当然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从小混混到刘镇超级巨富,但其人性格特征大面没有变,主要的部分还是狡猾的、暴力的、混不吝的、天真近乎无赖的。由于宋凡平的庇护,李光头难得的拥有了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宋凡平是李兰的第二任丈夫、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继父,是上册中最为华彩的人物,没有一丝讽刺。这是文革故事中一个不常见的、正常的父亲形象——高大、温和、加强、风趣、有责任感,而且是大学毕业。小说中不吝赞美之辞,且不是以受难者的方式赞美,而是正剧里的英雄人物。在备受殴打之后,

“宋凡平像个英雄走向了仓库的大门,虽然他郎当着左边的胳膊,走到门口时,他转身向李光头和宋钢挥了挥右手。宋凡平挥动右手时的模样牛气冲天,就像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游行的人群挥手似的”。

这一比方很出格,以宋凡平的“凡”比附文革时代神圣化的毛泽东。当然,从上下文也可以相对解释得通,采用了李光头和宋刚的视角,在孩子的眼中,宋凡平是作为英雄父亲的形象而出现。按理来说,宋凡平应当成为李光头成长中举足重轻的人物。从小说的下册来看,不是这样。宋凡平并没有真正成为儿子们成长中的精神资源,无论是对李光头,还是对宋钢,特别是对亲生儿子宋钢。在下册中,宋钢的大多数心理活动都是与母亲李兰有关,他不断地忆起李兰对他的嘱托要照顾好李光头,这更多的是来自于母亲的嘱托,家庭的、私人性质的,父亲宋凡平在文革中的遭遇,在宋钢后来的生活不再被提起。小说中经由李光头提了这样一句:

“很多年以后,李光头每次提起他的继父宋凡平时,只有一句话,李光头竖起大拇指说“一条好汉”。”

这一评价是属于成年后的李光头,但在行文结构中被放置在李光头的少年时代的故事脉络中。少年时代的李光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成年后的李光头的故事中又完全没有提及宋凡平。宋凡平是小说中最为正面的人物,然而,并不能说他是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宋钢和李光头的成长中;更进一步说,也并没有因为他的过早离世、含冤离世而造成一种父亲缺席所造成的创伤感。宋凡平的离世只有在妻子李兰那里造成了最大的创伤,这是他们的爱情的表征——它给予李兰从未有过的尊严和生活的意义,也使她在爱人离世后无法独活。但即便是他们的爱情也并没有在两个儿子各自的生活产生影响。作为父亲的宋凡平随着李兰的离世也离开了宋钢和李光头的生活。因而,这不是一个“无父”的苦难叙事。

李光头和宋钢按照各自的本性自由生长,只不过宋钢更加温良、李光头更加无拘。这使得《兄弟》的第一部分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革故事:一个是宋凡平所代表悲怆的、过于人性化的受害者故事;另一个是李光头的青春故事。但是两个故事之间没有重叠,两代人之间没有继承。当年曾经关押过的仓库变成了李光头的厂房:

“李光头筹集到七千五百元创业资金以后,马不停蹄地把我们刘镇所有的空房子都看了一遍,他选中的的厂房是从前的仓库,这个仓库曾经关押过宋凡平,那个长头发中学生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把铁钉砸进了自己的脑袋。这个仓库已经空置多年,李光头把它租了下来,一口气买进三十台缝纫机,一口气召进了三十个附近的农村姑娘……”

相比较第一部中用长篇幅描写宋凡平和孙伟的父亲惨烈的死,这一段太平淡了。仓库于今的李光头只意味着一个合适的场地。比起刻意的掩饰历史,来自儿子辈的遗忘自然是更让人惊心的。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全民经商的洪流迅速地淘空了历史。这一段发生了叙述视角的转换——第三人称,我们刘镇。实际上这是小说的主导叙述视角,即便采用了李光头回忆的倒叙方式。李光头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我们刘镇在看着李光头。无论是文革时的暴力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李光头的自我膨胀,都被纳入到“我们刘镇”的审视之中。好玩的是“我们刘镇”不是默然旁观;恰恰相反,它借用“群众”之口,不断地说实话或者不负责任地插科打诨。从文革到今天,刘镇所发生的一幕幕悲惨的、荒唐的,都落在“我们刘镇”的眼中。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光头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个人奋斗故事,《兄弟》也似无意于将一个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故事搬到改革开放的中国。 在李光头身上,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期的开创一个新世界时所有的焦虑、骄傲,很奇异地与社会主义时期(在小说中尤为强调是文革时期)留下的革命的乐观、狂暴、强有力的自我肯定和解放感联系在一起,并且被前者被后者所压过。据此也可以说两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同样隐匿在李光头身上。

对于这种连续性,李光头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李光头身上能够看到革命时代的能量在新的时代中奇异地转化为资本扩张的能量,他自己也惊讶自己的无往不利和莫名的自信。文革时代的小混混变成了商业时代中率先打破规则的人,革命的激情和资本的激情互相转化。但是李光头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院少年,他没有特权,社会身份低到泥土里。革命时代所留给李光头影响也需要细致分析。在他做福利长厂长、追求林红、尚未成为超级巨富之前,李光头所使用的大多为革命时代留下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言,这些政治化的口号和李光头的街头智慧滑稽地混合在一起。李光头的底子不是革命,而更近于一种底层人的求生本能。在文革时代如此,在此后的年代中也是如此,直到宋钢的死。李光头没有太多的记忆,也很少忧伤;对于未来,他的设想大多是一时一事,更多地是受到欲望的驱使。它不断地外化为商业上的、生理上的追逐,只不过这种欲望不完全是物化的、金钱的,还有对于爱情的向往。有时候就是单纯的快乐,是恶作剧,比如说邀请县长来自己的收破烂公司上班;有时候是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渴望,比如说找到一块不走字的表也要和宋钢分享;比如说举办处美人大赛,等等。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像野生蔓草一样的无知无觉地生长,他只有身体上的感觉,比如说饥饿,比如说性欲、比如说快乐、忧伤。但他的快乐忧伤都是停留在浅层的,随时可以化解,或被饥饿打断、或者被一个理由说服,或者就是忘了。

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同,李光头的这种本能一直以一种未加掩饰的方式存在着,它并不政治化;即便致富了,李光头也很少对于自己的从商历程产生反思,给自己找个说法、或者找个商人的自觉。在这一点上,李光头的心思赤裸裸,赤裸到就剩下自己,很原始、很自然、很纯洁、拒绝做利益的让渡。这样我们又回到最开始对于李光头的称呼:“王八蛋”。大多数刘镇人在与李光头接触后,都忍不住骂一句——“王八蛋”,把所有这些小事情加在一起,很难在这个“王八蛋”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来给他一个本质上的界定,或者也可以加上一串,懵懂的、善良的、饥饿的、狡黠的、凶恶的、仗义的、放荡的、天真的、贪婪的、忧伤的、恬不知耻的,等等。这些侧面彼此矛盾,而且由于小说中以一贯之的戏谑风格,它使得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而又徒劳地试图对李光头其人做出道德判断。面对李光头,“我们刘镇”很难做出评判,“我们刘镇”只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半审视、半娱乐的姿势在旁观、记录、评论着李光头的出人意料的每一步。从一方面来说,《兄弟》的情节散漫,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光头的故事可以一直讲,时代的经验都可以辐辏在李光头身上。每个时代、每个情节之间都是断的,在无论是作为小混混的李光头还是作为商人的李光头,对过往都缺少记忆,不会成长、也并不变老。

当然,每一次变化都让李光头有所触动。这在小说中呈现为一个缓慢的、不明显的逐级叠加增厚的势头。宋凡平被打成地主,李光头说“没有性欲了”;李兰的死让他“哭不出来了”,林红的离开让他结扎;最重的打击是来自宋钢的死。在宋钢出差期间,李光头与林红在一起,但他并不曾为此羞愧。宋钢的自杀是他——由于他和嫂子林红勾搭成奸——直接促成的,但这个死亡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是他自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个持久的自我意识——“我是一个孤儿了”。宋钢的死是最后一个亲人的离去。在小说结尾处,李光头的空虚是清晰可辨的,这一空虚不是来自于对于政治的幻灭,对于金钱的追逐也从来未成为李光头的困扰,它是来自于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家庭——无法弥补性的消失。李光头不断地想起母亲、想起母亲似的宋钢,而不是父亲。于是,他的衰老发生在一瞬间,即便按时间来推断,他尚在中年。在小说中的李光头实际上只有两个时刻:童年时代和老年状态

“李光头像一个老人那样喜欢唠叨了,对着两个俄罗斯留学生,左一个宋钢,右一个宋钢”。

不断地失去,以一种被动的方式促使李光头形成了自我意识。如果小说结尾在这里,那么它是变化中的中国故事以一个乡愁式的结尾。好玩的是,这两个名叫宋钢的俄罗斯留学生实际上是肩负着另外的使命。因为李光头想学俄语,李光头学习俄语,是想上太空。在他的内心,是一个退守的、自我保护、衰老的李光头,他想回到记忆中的童年,回到具有母亲气息的环境,它将宋钢的骨灰时刻带在身边;但另外还有一个李光头,有着自己也不胜其烦的生命力,他为上太空而神往。而且,不在于上太空本身,美国人、俄罗斯人、南非人都上了太空:

“李光头让位(离开公司)的这一天是2001427日,晚上的时候他坐在卫生间的镀金马桶上,墙上的液晶电视里正在播放着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发射升空的画面,美国商人戴维思•蒂托花了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穿着一身宇航员的衣服,挂着一脸宇航员的表情,得意洋洋地去游览太空了。李光头扭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拉屎撒尿的自己很不满意,想想人家美国佬都去太空吃喝拉撒了,自己还坐在小小刘镇的马桶上虚度年华。李光头对自己说:老子也要去……”

这是小说中李光头第一次照镜子,从镜子中审视自己。这个自我此前也曾出现,在一次次事件中,恋爱的悲剧没让他沮丧,经商的成功使他膨胀。宋钢——最后一个亲人——的死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和林红用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词汇对骂,这些词汇从他的脑子中不假思索的蹦出来,对自己的痛恨是对自己的认识之一,但他只能借由对骂。这一次,他坐在马桶上,对着镜子,避也不能避的只能看自己。还好,有电视。一如既往地,李光头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也要去”,他所能感觉到的仅仅是“焦躁不安”:

“这时候的李光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他焦躁不安地说:“已经有三个王八蛋抢在我前面了……””

不同的是登上了太空的美国商人完全打垮了李光头的自我,“老子也要去”,他想变成别的人,那第四个王八蛋。最后李光头带着宋钢的骨灰,登上了太空,碧海青天夜夜心。

《兄弟》散漫、夸张,看似无所用心。它给不出一个逻辑完整的脉络,“摸着石头过河”的故事该怎么讲呢?已有更多的纪实文字将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写得酣畅淋漓。经济发展的故事是容易讲得圆的,要像当年王式廓画农民一样画出当代中国人的像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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