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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评论 | “帝国”复兴及其意识自觉——来自《战狼Ⅱ》的启示

 “帝国”复兴及其意识自觉——来自《战狼Ⅱ》的启示

 
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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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管怎样,《战狼Ⅱ》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而合乎历史逻辑地出现了,它未必是一部经典,甚至可能还不是完全意义的精品,但无论对之褒或贬,它都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镌刻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标志、一种象征,也是一次奠基,以此为起点,只要中国的现实进程不中断,那么就会有名字不同、题材各异而意识核心相同的“战狼”电影以及其它文艺作品继续涌现。而《战狼》系列电影本身及其主人公冷锋或许会成为中国的“第一滴血”与兰博。如同三十五年前的《少林寺》——极可能比之更重要,《战狼Ⅱ》以电影的方式,在电影作为艺术的可能限度之内开启了一个时代,宣告和印证了中国社会历史新阶段的到来。
 
 
 
尽管中国电影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众多经典,包括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佳作。但无可否认的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所谓美国大片的引进,在不断涌入的现代好莱坞类型片的熏陶下,业界和观众逐渐普遍(当然不会是所有人)习惯了以其为参照物、向往目标乃至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中国电影仿佛瞬间就被比下去,变得彻底“落后”了。虽然国产电影人“知耻而后勇”,在进入新世纪后相继也推出了一些以好莱坞方式制作的所谓大片,却只能止步于古装、武侠、魔幻类别,而对于其最主流的战争/动作“大片”始终力不能及。这样一种局面在2017年夏季因一部自称只是前作续集的国产新影片的上映,而迅速破冰了:由吴京执导并领衔主演的《战狼Ⅱ》自7月27日上映,至8月11日票房破40亿元,创下新纪录,成为华语电影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影片。与此同时,其在主流舆论中的口碑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叫好。此种景象,似乎只有1982年首部国产武打片《少林寺》引起的全民轰动才可与之相比;而众所周知,无论从电影的维度还是从更宽泛的文化维度,在一定意义上《少林寺》都曾是一个新时代揭幕的象征。
 
那么,《战狼Ⅱ》是否如此?又何以如此?
 
“老大帝国”的复兴
 
《战狼Ⅱ》的情节其实很简单,非洲某小国发生内战,中国政府派遣海军舰只紧急撤侨,由于行动受限,恰好身在当地的前陆军特种兵战狼中队队员冷锋被委以重任,孤身进入交战区营救指定人员。此后历经艰险,在海军支持下,冷锋终于挫败该国叛军和欧洲雇佣兵,成功救出了一批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员工。基于这一故事设定,相较于前作,《战狼Ⅱ》的场景自然极大扩展了——由国内一跃转进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然而,之所以能有这一跃,却并非主创人员个人兴之所至就可以随意编排出来,它基于一个日渐显著的事实: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海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外交往越来越扩大,在海外的利益也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不断加速而愈加明显。以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例,从2003年起实现连续快速增长,2015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而非洲由于中非交往的历史传统和一些现实因素关系,成为了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的最重要地区之一,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海外市场。时至今日,中国已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里非洲国家占到了六成以上,中国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同时又是在非洲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多达数千家中国企业在此落脚,大量的投资、援建、合作项目在此开工,数以万计的中国投资者、企业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医疗人员和工人长年在此工作,成千上万的非洲当地人受雇于中国企业,标着“made in china”的玲琅满目的大小各色商品在这里广受欢迎。中国在这块大陆的影响非同寻常,在这块大陆的利益也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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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成为了影片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展开的背景,并且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充分表现。而这一切,在几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人类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无比强大,并自认为天下中央之国,也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相当程度上有过拓展海外交往的举措;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社会阶段、文化观念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交往并未突破传统朝贡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被外来的列强用坚船利炮打断,对之后那一百年里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永远只能看见“洋鬼子”的炮舰、火轮满载着军人、教士、商人和货物来到中国,而中国人却只有以“猪仔”的身份才能大批去往海外。昔日自命不凡的天朝上邦,这时在外人的嘴里被轻蔑地呼为“老大帝国”,而中国人亦只能以此自嘲。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然而,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和自身国力特别是意识形态,除了“广泛支援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不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输出”,中国还不可能有后来这种程度和这般规模的“海外事业”经营。
 
现在,所有这些都变了。在西方部分政经商学媒人士一再预言的“中国崩溃论”因为多年不灵而不攻自破之后,在全球经济一片不景气的艰难境地里,中国却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稳定器的新面貌站上了世界舞台的近中心位置。这个曾经的“老大帝国”,如今越来越清晰地开始重现“天下中央之国”的气象。
 
于是乎,在影片中观众看到了非洲大陆上遍布街市的中国商品,看到了坐拥武装的中国企业,看到了自信满满的中国富二代工厂主和以厂为家的非洲工人,看到了处处受到尊重的中国人和中国国旗,乃至于无恶不敢作的反叛分子都不敢得罪中国并企盼获得中国承认。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
 
修德来远,还是持剑经商?
 
当《战狼Ⅱ》的镜头里出现中国海军远洋编队时,相信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内心是喜悦乃至激动的。看惯了太多的进口大片“淡定”地 “自然而然”地展示西方海军的强大,当第一次看见国产电影也可以展示现代化装备的中国海军,尤其是这样一支编队并非航行于近海,而是游弋于远隔重洋的另一块大陆的沿岸,这种感觉不论究竟是振奋是鼓舞还是自豪,都显得合情合理。
 
事实上中国海军远航四大洋五大洲并非始于今日,自80年代起就不断尝试由近海走向远洋,但是其形式仅限于训练、演习、考察和访问,纯属“偶发姿态”。真正的突破还是发生于新世纪:在2002年标志性地完成自己的首次环球航行后六年,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第一支远洋护航编队起航了,其目的地正是非洲的索马里海域。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军事力量远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这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在联合国授权的外表下,它实际表明的是中国已经坚定决心以国家武装力量捍卫自身在海外的巨大利益,并且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的确,随着2012年9月“辽宁”号航空母舰的服役,以及早先由“昆仑山”号开始071型船坞登陆舰的相继入编,加上近年来几乎每年均有新型驱逐舰、护卫舰等入役,特别是2017年4月、6月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和首艘055最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分别下水,中国海军已无比接近建成“蓝水海军”。而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意味着对海权的有效掌控,近代以来的历史则一再证明,能否掌控海权事关沿海国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利益,更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来说,既然生存和安全已基本得到保障,发展利益就成了关注的焦点,而这种发展又与海外利益有着莫大关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几年前一个曾经引起争论的话题,即有了自己“海外事业”可以经营的中国到底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争论,是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历史。对于传统的欧美列强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列强之成为列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对海外的经营,或许可以说,列强的发达史就是一部海外经营史。而在这种“经营”中,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敢于对外使用武力,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它常常是别的“经营方式”赖以进行的基础,有时甚至是前提。尽管时代已不同,方式更加多样化,武力的使用也大不如以前频繁,但是军事手段对于西方国家保护其海外利益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在关键节点西方国家依旧时不时“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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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其不同。尽管历史上也曾有若干强盛的中原正统王朝对外用兵,却非常态,就地域而言则基本上囿于传统的“天下”范畴(虽然其外延一直在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崇奉的观念迥然不同于西方。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对于“四海蛮夷”和“化外之地”,最适宜也最能体现天下中央之国风范的交往方式是“修德来远”,也即所谓“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以德服人和“王化”“风教”远比军事手段更符合天命所在的正统王朝的“道义”。而到了近代,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主权遭侵犯,领土被分割,自身尚难保全,朝贡体系自然瓦解,既无德可修,更无远可服,遑论还有一丝一点以军事手段“经营”海外的可能性。1949年之后中国摆脱了危机,重新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是一方面出于对当时革命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中国不可能如欧美列强曾经用过的方式去“经营”海外,相反只能以重新建立的革命道义去支援“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有意思的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符号下面隐约可见另一种修德来远的影子。)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后来这样的“海外事业”可经营。
 
现在情形已完全不同了。因此,围绕中国新的角色定位就发生了争论。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应该恢复修德来远、以德服人,而这种“德”则应该与时俱进,要接驳“世界主流文明”,符合普世价值的要求,或者就是普世价值“在中国”。这部分人并不关心“主流文明”是否仅仅以德服人,他们只认定中国必须如此。也有少数人主张以德服人,但他们心目中的“德”等同或者近似以前的革命道义,这种声音很弱,在主流媒体则几乎难以听到。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人,他们反对一味以德服人,他们认为“德”固然可贵,但历史的逻辑决定了单单依靠修文德不足以支撑大国的崛起与兴盛,历史经验也已充分证明这条路行不通,现实的情势更逼迫中国必须走另一条路,那就是“持剑经商”。中国不仅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而且要敢于“亮剑”。
 
亮不亮剑,或出不出鞘?
 
那么,究竟选择走哪一条路?回到影片本身,答案已昭然若揭。虽然《战狼Ⅱ》里的中国军舰执行的是撤侨任务,而且这一情节显然取材于现实,即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的撤侨行动;但是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撤侨就意味着把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拱手让人。恰恰相反,不远万里以军事力量到异国撤侨,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和证明,而且也是经营海外有时遇突发事态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按近代以来的国际交往实际,维护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不仅被容纳于广义的国家安全范围之内,而且能否做到这点被视为有没有能力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一个评判标准。因此,不妨说《战狼Ⅱ》里的海上撤侨行动实际是一种宣示:中国不但“经商”,而且是“持剑经商”;不但有“持剑经商”的决心,而且有“持剑经商”的实力。
 
当然,传统和过去的影响总不可能一下就消失。历史发展到今天,不管是“德”还是“道义”,其具体内涵早已变化,然而它们依然都渗透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并且也是明面上一直在声称和主张的。这就与“持剑”构成了一种矛盾。因为剑固然可以在鞘,但它毕竟是一种用来杀人的武器,而且既然已持之在手,就不能保证它永不出鞘。这一矛盾在影片中就呈现为这样一种状况:一边是中国海军得到命令不能介入当地内战,不可派现役军人进入交战区域,未获联合国授权也不得动武,另一边是不断恶化的局面和现实情势一再催迫军舰开火。二者间构成的张力,对于中国观众尤其是一种折磨和煎熬,也许可以推断,相比冷锋的单打独斗,观众大概更渴望让中国海军解决问题。在这种矛盾中,中国军舰是否开火反倒成了影片最大的悬念。最终,影片作出了回答。为了这个回答,编导甚至极为不合情理地让原本藏身仓库的工人们冲出来被叛军和雇佣兵屠戮,从而使随后中方的处置行动变得既合于“情”更合于“理”,而上述张力也在这个情节设计中消解了。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影片以虚构的方式消除了更高层面的“修德”与“持剑”这对矛盾,其背后隐晦表达的是某种对现实的诉求。
 
当舰对地导弹从垂直发射井中腾空而起的瞬间,中国观众应该能够与军舰上的人们一样释然了,并且肯定要比舰上的人多出因期待已久的某种愿望成真而触发的激动。而当来自中国军舰的导弹在异国土地上炸开的瞬间,中国观众又是否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快意呢?
 
“好莱坞要素”
 
当中国观众走进影院,在长达120分钟的观影过程中,除了激动振奋之情,一定还会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确实,除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主角和若干重要角色,除了五星红旗和中国军舰,《战狼Ⅱ》给人的外在观感就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现代战争/动作类型大片,可以说它具备了后者应有的一切要素和特点。
 
——必须有超级英雄。吴京饰演的冷锋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他有坚定的意志、强健的体魄、特种精英的身份和无所不能的战斗技能,打不残,压不坏,摔不烂,有时候还有那么一点幸运,生死关头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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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美女供英雄来拯救。并且必须生死相随,擦出爱火花,再吻上一回。只是当这次的英雄是“中国制造”时,就只能“委屈”美国姑娘Richael来一场单相思了,惯例的相爱不见了,接吻也变成了被吻。这或许是影片设定的“冷龙恋”(有可能延至续集)的限制,或许是中国人多少还有些含蓄,但更可能是中国军人这一形象还不容许将冷锋与放荡不羁的好莱坞英雄直接划上等号。
 
——必须是只手力挽狂澜。个人英雄主义是好莱坞主流影片永远不变的基调,《战狼Ⅱ》亦如是。所以,就像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冷锋必须只身孤胆闯敌阵,必须在限定时间和限定条件下完成某种“拯救”(这些五花八门的“拯救”仅在范围和程度上相区别),而民众必须仰赖和等待“救世主”,至于强大的集体则必须由于种种原因作壁上观(虽然本片因前述的“亮剑”欲望而最后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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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爱无疆界”。好莱坞影片往往设定某种有限的“爱”,这种爱的界限可以是穷人、奴隶、精神病人、病毒感染者、有色人种等等,然后再通过设定的英雄以其“大爱无疆”“泛爱天下”打破这些界限,从而使得英雄成为全民的英雄,英雄所由出的文化、文明、民族、国家等则在潜台词中成为普世价值的载体。《战狼Ⅱ》同样如此,中国军舰只准撤离中国侨民却一定会搭上冷锋的黑人“儿子”,冷锋奉令解救中国工人却一定会捎上土著工人。只是在这里,普世价值的载体已被置换成了中国。
 
——必须是一战到底。战争之为战争,动作之为动作,其落实就在于一个“打”字。《战狼Ⅱ》在这方面彻底超越前作,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从拳脚、匕首到手枪、自动步枪、手雷、火箭弹、导弹,从机枪皮卡、无人机、直升机到坦克、战舰,其武器之多、阵势之大、场面之丰富、视听之精彩、打斗之火爆,国产同类电影无出其右,可谓空前,比之许多好莱坞经典不落下风,应该说突破性地达到了目前中国类型片的最高水平。
 
——必须是尽量“简单”。这也许不能说是好莱坞类型片刻意为之,但其商业化的需求和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以“打”为立足点和最鲜明标识,以“打”为吸引观众的根本手段的影片,常常不得不牺牲故事构思的复杂性、严密性,情节设计的曲折性、巧妙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多样性等。毫无疑问,《战狼Ⅱ》也未能避免,因此当各种不合逻辑之处、各种剧情bug出现在本片中时,观众们大可不必深以为憾,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先天病”。
 
所以,《战狼Ⅱ》之让中国观众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叫座同时赢得一片叫好之声,首先就在于它给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电影工业也能并且已经达到了制作经典好莱坞类型片的水准。而这个信息是中国观众盼望已久却尚未有充足心理准备在当下就接收的,这个意外之喜实在来得有些太突然了。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作为上述要素的集合,那么充其量《战狼Ⅱ》只是成功复制了一部好莱坞影片,只是表明一部好莱坞影片在中国被拍摄出来了,就好比一罐可乐在中国生产,配方却始终是外国的。而《战狼Ⅱ》之博得中国观众和主流媒体的认可与赞誉,原因显然不仅在此,根本上还在于它不是好莱坞影片“在中国”,而是“中国的”好莱坞影片。在这里,“好莱坞”这个词只具有某种类型化的含义(其中包括上述的那些要素),在未来某一天它也有可能会被另外的中文词语取代。
 
现实与意识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战狼Ⅱ》公映的前一天,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可能是自数年前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理念和目标以来,最重要的讲话之一。而在《战狼Ⅱ》上映后,中国有几则引人注目的重要新闻相继发布,并且每一则新闻都与中国军队及军事相关。
 
第一则新闻是,7月30日上午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八一建军节举行的阅兵,也是中国军队实行全面重大整体改革以来首次规模化的集结并公开亮相,而且这是一次少见的“沙场点兵”。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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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新闻是,8月1日建军节当天中国海军第二十七批护航编队在三亚起航,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至此,中国海军已经在该地区连续护航达九个年头。
 
第三则新闻同样发生在8月1日,中国军队驻非洲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尽管官方给其冠以“保障”之名,但在外界这被普遍视为中国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将具有持久性。
 
最后一则新闻是一天后的8月2日。当天,针对印度持续一个多月在西藏洞朗地区的越界活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文件,明确将印方的行为定性为“侵入中国领土”。而在随后的8月3日,解放军报、新华社、国防部先后发声对印度进行警告,其措辞之严厉、态度之坚决为近年所罕见。
 
此时此刻,《战狼Ⅱ》刻画的拥有广阔海外市场,广泛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又处处受到欢迎和礼遇,能够坚定捍卫自身利益和保护本国公民,并且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中国新形象,伴随两部《战狼》影片引用作为招牌口号的那句经典古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铁定会在中国观众的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引发强烈共鸣。在此,电影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积极的互动,而这正是由电影的本质所决定的。
 
电影是一门艺术,而艺术则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样式,是一种社会意识。虽然不少人认为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传统理论已“过时”,却始终无法否认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尽管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以逐利为首要目的,以娱乐性为第一原则,不以现实关照为重点,因之缺乏深刻的内涵与恒久的意义,并且时常还在表面上与最直接反映和维护社会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但在实际上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作为精神文化样式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呈现,不可能完全脱离它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存在以及与这种存在关系最为密切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也只有特定的社会存在才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意识,因而产生特定的艺术,反过来说社会意识和艺术也必定反映或折射产生它的社会存在。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种的电影当然也如此。所以,不论哪一种电影类型,它要么自觉宣扬和传播某一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么处处渗透或潜藏着这些意识形态的因子,只在程度和深度上有所区别。好莱坞影片如是,“中国的”好莱坞影片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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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狼Ⅱ》的出现就由貌似的纯粹“意外”而变成了适时,其爆红与大卖也变得能够理解了。可以说,中国的现实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必须和必然要在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上获得对自身的表现;也只是达到了这样的现实存在后,才有可能诞生与之相应的足以对其进行表现的电影作品。如果细细考究,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战狼Ⅱ》的出现并非全无征兆,在此之前已经有迹象预示这样一部作品将问世。2015年同样是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以黑马姿态拿下了5.43亿元票房;随后的2016年,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拿下了11.81亿元。并且两部片子同样都赢得了观众、业界和媒体的交口称赞。这两部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中国的涉外军事行动为题材,只是前者还局限于在中国境内歼灭潜入的外国雇佣兵并以压倒性的力量在边境线上震慑吓退外国武装,而后者则让中国军警以中外联合执法缉拿杀害中国船员的毒枭名义深入到了外国境内。《战狼》在片尾借冷锋之口响亮地喊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湄公河行动》则在片尾以旁白郑重布告:“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这看来更像是一种铺垫和呼唤。果然,仅仅一年后,横空出世的《战狼Ⅱ》就兑现了上述两片的“承诺”。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其自身的逻辑。对于吴京和《战狼Ⅱ》的成功,可以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历史选择了吴京,而吴京也做好了准备,这种选择和准备交会的产物就是《战狼Ⅱ》。也因此,“应运而生”的《战狼Ⅱ》必须和必然要反映孕育它的现实存在,自觉传达与这种现实存在相谐、为这种现实存在所催生且强烈要求反映这种现实存在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战狼Ⅱ》里就展现为鲜明的“中国意识”。所以,《战狼Ⅱ》是一部“好莱坞”类型片,但它是“中国的”,作为共性的“好莱坞”在这里被敲上了中国标识并受其约束,二者的融合使影片具有了“中国性”。就观众而言,这种“中国意识”和“中国性”即是他们从影片里感受到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媒体则将其界定为民族主义,或者赞誉为爱国主义。然而,在此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民族主义也罢,爱国主义也罢,作为概念其具体“所指”或“落实”可以因时空地域不同而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质仍是为社会性质和历史阶段所决定,并无根本区别。西方如是,中国亦如是。
 
不管怎样,《战狼Ⅱ》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而合乎历史逻辑地出现了,它未必是一部经典,甚至可能还不是完全意义的精品,但无论对之褒或贬,它都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镌刻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标志、一种象征,也是一次奠基,以此为起点,只要中国的现实进程不中断,那么就会有名字不同、题材各异而意识核心相同的“战狼”电影以及其它文艺作品继续涌现。而《战狼》系列电影本身及其主人公冷锋或许会成为中国的“第一滴血”与兰博。如同三十五年前的《少林寺》——极可能比之更重要,《战狼Ⅱ》以电影的方式,在电影作为艺术的可能限度之内开启了一个时代,宣告和印证了中国社会历史新阶段的到来。
 
2017年8月1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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