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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选 | 佩里·安德森:中间派,一切尽在掌握

中间派:一切尽在掌握

 
| 佩里·安德森
译 | 小 毛 线
 
译者注
此文是佩里对法国大选的评论文章。标题的翻译比较困难,译者认为该标题出自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指的是耶稣再临)中的“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在《叶芝全集》中,傅浩的译文是“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佩里取此标题的用意是强调马克龙代表的“Centre”(多党意识形态共识下的中间派)在法国选举乱象中脱颖而出,看似超越左右,其实和之前左右划分一样,维系着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闪耀的马克龙,也无力解决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和欧盟的摇摇欲坠。因此试译为“一切尽在掌握”,该句是中国国民党常用官方用语,常被人调侃。一方面表示中间派最终赢得大选,一方面也表示,他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
 
Titre:THE CENTRE CAN HOLD
 
Auther : perry anderson
 
Temps : New Left Review 105, May-June 2017 —《新左翼评论》第105期,2017年5-6月
 
 
The French Spring
法兰西之春
 
无论在地理意义还是政治意义上,位于欧洲南北部分相交之处的法国都是欧盟的中枢。法国内部最近经历了一次比其他成员国更为剧烈的立场改变。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之前本来就拥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经济实力,一体化之后它再一次成为了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并且它的雄心昭然若揭:在共同体中取得领导权。因贫困和独裁而长期边缘化的西班牙成功加入了共同体,这代表了欧洲繁荣和声誉的提升。它们都有理由对欧盟满意。意大利就没那么愉快了,单一货币下的经济滑坡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事实:意大利在共同体更多扮演一种支持性的角色而非领导性的角色。另一方面,曾经在六大创始国名列前茅的法国——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可以让其他五国俯首听命、法国官员和法语在委员会的影响首屈一指、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还在外交上和德国平起平坐,却无情地从之前的神坛上跌落。部分原因是两德统一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给予联邦德国更多的人口、经济上的优势。但是在更大层面上,法国的衰落的原因来源于自身。
 
说明法国地位下降的指标大多已被国内的辩论所引用,数量不计其数。许多指标追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显著。经济增长缓慢,每年不到1%;失业率上升到10%,其中青年人失业率达到25%;【1】预算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赤字状态;公共债务上升到了GDP的96%;人均收入基本没有提升。外交上,巴黎在欧洲事务上越来越听命于柏林,在世界范围内则跟在华盛顿后头,精英在这两个领域都缺乏独立性。文化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英语已经成为了欧盟的通用语言。社会稳定上,欧元区其他大国都没有发生过像法国这样严重的社会、种族骚乱,像法国人民这样不断地对国家现状不满。数年来,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萧条(morosité)已经成为法国的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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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政治上为了自身的利益创立了第五共和国,总统的行政权空前集中,立法机构则受控制,以保证不出现搅局者(trouble-makers)。戴高乐去世后,这一体制或多或少平稳运作了30年,直到密特朗任期结束。自此,一个靠快速增长的经济和飞速提高的生活水平取得成功的时代宣告终结,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的经济衰退效应则开始显现。1983年,密特朗急速转变,放弃了公共支出,而转向依靠紧缩来稳定货币,他还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金融监管。这一转变获得了广泛响应,政治体制基础更为稳固。密特朗把法国共产主义阉割成了面对变革无助的小喽啰,污蔑法国文化中无情的革命张力,他将一个稳定的共和国建构在了中间派之上:不再依靠一位不相信任何党派的民族英雄的个人魅力,而是牢牢依靠多党在意识形态中的共识:资本主义是现代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随着法共(pcf)最终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法国面临的是中左派和中右派的交替——两者在细节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就是自由民主制的特色。
 
因此,一切似乎有条不紊地在运转。爱丽舍宫的主人从中左派的密特朗变成了希拉克,又传给了希拉克手下背信弃义的部长、中右派萨科齐,再之后则是中左派奥朗德:中左派总统掌权了19年,中右派总统掌权了17年。(译者注:按佩里的划分,中左派:密特朗(2*7)、奥朗德(5),中右派:希拉克(7+5),萨科齐(5),2001年的改革恰好是希拉克两个任期交替之时)2002年的改革将总统任期从7年缩短到5年,保证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同年进行。在此之前,总统的交替还包含另一种交替——“共治”——一派通过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掌握总理一职,另一派则继续担任总统:密特朗任下的希拉克和巴拉迪尔,希拉克任下的若斯潘。但是出于深藏的文化原因,这一平衡总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和西方其他地区一样,当时的主旋律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激进化:去管制、私有化、雇佣弹性化。这一议程在法国的中右派和中左派选区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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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右派把自己标榜为戴高乐主义——尽管越来越是观念上的——的传人。戴高乐主义从来没有试图终结法国版的战后福利国家。它只要随着财政收入增长,福利得以扩张,只要保证在工人中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同时坚守乡村小镇的保守主义传统堡垒,顶层则是企业和技术官僚精英为法国资本主义掌舵。战后的法国,自由主义不过是个口号,通常人们把它和自由放任联系到一起。新自由主义的来到——“新”这一前缀甚至都无法让人警惕起来——不出意外在中右派之内的商业、官僚和职业集团与乡绅和小资产阶级职员工匠——更不用说还有工人们——之间产生了裂隙。随着时间推移,商业、官僚和职业集团越来越渴望打碎阻碍他们谋利的陈旧镣铐,而工人则承受苦难和排挤。经济议题之外,众说纷纭的道德纷争——生育权应该引入市场机制吗?婚姻应该不仅仅是异性的吗?——在后续阶段也引发了类似的冲突。
 
新自由主义的降临也不可避免地分裂了中左派的选区。密特朗的无能让社会党无法完全掌控局势,两轮选举机制还被迫打着共产主义的残余旗号。中左派的大多选民来自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工人、老师、收入不高的白领和公共部门雇员,他们之上则是生活小康的职业人士(译者注:如医生、律师等等),低级管理层和行政官员。此外还有规模庞大、资金充裕的建制派媒体知识分子,他们控制了社会党的政党机器。哈耶克主义打动不了底层,但是社会中层却越发喜欢这一思想:只有企业和市场才能驱动社会所迫切需要的现代化。中右派的裂痕因此也同样出现在了中左派之内。两派的领导层都愿意继续推进密特朗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但是由于他们需要赢得选举来掌权,因此他们不能公开宣扬新自由主义,以免丢掉核心选民的支持;也不能在任上过于激进地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免引起严重的社会反应。最终他们采取的折中措施让海外正统自由主义喉舌都不满意——包括《金融时报》、《经济学家》和《法兰克福汇报》。公共开支依然庞大;福利国家的规模没有削减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商业不够自由;预算没有盈余;工会没有被打垮;邮局、监狱以及很多机构还是国有。在法国未能走向现代化这一点上,中左派和中右派都要为他们的胆小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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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派并非完全类似。新自由主义给两派带来的挑战和两派如何应对的方法是不同的。【3】法国在实现撒切尔或布莱尔那样的成果时,中左派在选民基础上的损失要大于中右派。尤其是社会上那些最脆弱的阶层,中左派输得更多。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社会党需要更加正面的意识形态,能够美化自己,模糊目标。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密特朗留下来的:激励人心的理想化欧洲。法国人被赋予的使命是解放自我,进入现代化。私下里,密特朗——他比继任者更坦率——心知肚明,正如他一开始跟密友雅克•阿塔利(译者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是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学者、著名的政论家,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长期担任密特朗总统的特别顾问,并于1990年创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2007年被萨科齐总统邀请并组建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出任主席。此外,他还是非盈利小额信贷组织法国沛丰协会创始人。——来源:百度百科)所吐露的那样:“我被两种抱负所撕裂:欧盟的构建与社会正义。首先,欧洲货币系统是成功的前提,但随后它限制了我的自由。”【4】一旦欧盟建立起来,出于布鲁塞尔的要求,任何对市场友好的动议都会得到支持和辩护。不稀奇的是,中右派也发现了这一方便的途径。但是,假如中右派不丢掉一些戴高乐主义的残余的话,它就无法打出欧盟这一万能的意识形态王牌(trump),而且,他们并不需要这张王牌。对于中右派大多数选民,新自由主义的目标要更自然,也无须借用更多的虚辞。
 
然而,中左派也是两派当中更易于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总是更可能来自于中左派的社会基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工会,其中只有黄色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是可以利用的。对中右派而言,与工会工人或学生运动发生直接冲突——更不用说还有更多同情前者的大众——只会带来失败,这一点在1995年的朱佩和2006年的德维尔潘上都得到了验证。与之相反的是自称代表被伤害和被压迫的人民——表达他们的根本利益——的社会党,它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从而消除这些反对。这正如瓦尔斯在2016年为了取悦商业界而强行通过一项劳动法规所显示的那样。因此毫不意外的是,中左派在这些年比中右派将更多公共部门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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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2009年经济危机冲击法国,新自由主义版的法兰西资本主义长久存在的弊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不可避免地逐渐加深。恶化的经济形势,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出台严厉的拯救市场措施,在底层人民看来是更加难以容忍的痛苦,而在社会顶层看来却是更加急迫的措施——为了让法国再次拥有竞争力,这是唯一通向全面繁荣的道路。危机冲击萨科齐执政下的法国,他力所能及地在改革和连任的需要中达到平衡。最后他一个都没保住。中左派的阻扰没有避免执政阵营的再次轮替,中右派成功执掌大权。如果说萨科齐仅仅让中右派失望的话,奥朗德对于中左派则是一场灾难。他将选举承诺和政治表现之间的薄弱钢丝进一步拉扯,直到临界点。奥朗德竞选的话语比前任都要激进,宣称“我的敌人的是金融”,请求修改柏林和布鲁塞尔所签署的《稳定公约》,宣布要对富人征税,向穷人施以援手。不久之后,奥朗德的政府变得更加公开地倒向并跟随柏林和萨科齐政府,更加依靠在非洲和中东的军事冒险,从而为国家打一针临时的强心剂。增长并未加快,预算也未平衡;人均收入并无改观,失业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执政一年后,奥朗德已经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萨科齐因狂妄和令人失望的治理而受厌恶。但当他竞选连任时,他依然能够收获48.4%的选票。相反,奥朗德受人鄙视是因他的轻蔑,更加致命的是,他激怒、疏远了大多数投票给他的人。离任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个位数。支持率这样的崩溃是史无前例的。那根钢丝看上去将要崩断,这加速了他的倒台。奥朗德是如此的自大,以至于离2017年总统大选还有半年的时间时,他还倾向于竞选连任,认为自己可以依靠在任的优势来争取社会党的支持,很有可能让中左派继续执政。不过至少他还有如此自信的理由:党不太可能阻止一个在任总统成为候选人。这一切算计被秋天出版的一本长达650页的书所击碎,两名《世界报》的记者记录了他们与奥朗德从2011年到2016年这5年来的对话。这本书是一本对奥朗德而言致命的“蠢话录”(sottisier),充满了毫无意义的不满和虚荣。它的影响堪比尼克松录音带——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奥朗德并不隐瞒这些话,而是把它当成了自我宣传的手段。【5】他残存的声誉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在最终意识到候选人资格已经毫无希望后,他很快退出了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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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中右派优势明显,他们渴望轻而易举的胜利,法国也准备迎来又一次常规的政党轮替。随着奥朗德的自我毁灭,萨科齐所重命名的共和党举行了两轮初选选出了总统候选人。让人吃惊的是,既不是萨科齐,也不是最受欢迎的朱佩赢得了选举。萨科齐的前总理弗郎索瓦•菲永大获全胜,他古怪地混杂着撒切尔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一个在法国前所未有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纲领、与受到广泛认同的福利承诺决裂、戴高乐之后两阵营都不敢设想的独立外交政策、不服从欧盟和美国、插手俄罗斯和中东事务。随着在全国民调中的大幅领先——12月初(译者注:2016年),菲永预计获得第一轮选举中30%的选票——看上去他离总统之位只有一步之遥,因为任何面对勒庞——落后菲永7个点,但是肯定会进入第二轮——的人都会自动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在第二轮中,超过60%的选票都很有可能支持勒庞的对手。
 
6周之后,晴天霹雳。1月24日(译者注:2017年),《鸭鸣报》译者注:Le Canard enchaîné,法国一份以讽刺而闻名的周报,逢星期三出版。此报于1915年创刊,多年来的卖点都是对法国政商界的调查报道,令其被称为法国政坛唯一惧怕的报章。——来源:维基百科)揭露,作为国民议会代表的菲永,多年来都让自己的妻子——随后的曝光显示,他的孩子也是如此——冒领职员津贴。菲永在初选用赤裸裸的话语攻击萨科齐时——后者长时间来也一直饱受同样的怀疑——曾说过,任何人出了这种事情后都没资格竞选总统。司法介入调查后,菲永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雪崩式下跌。一周后他已经跌到了民调第三名,再也没能翻身。未能逼迫他退选的中右派突然出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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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菲永后,《鸭鸣报》变成了国家的“大选帝侯”(译者注:Great Elector,勃兰登堡选帝侯时代腓特烈•威廉的外号,由于其文治武功其选帝侯(Elector)的称号被冠上了“大”(Great)的尊称,文中是一语双关,也代表《鸭鸣报》在大选当中强大的影响力),它的干预成功改变了大选的走向,报道刊发数小时后,结果就已经显而易见。这家报纸的性质让人们对它的动机难以产生疑虑,然而结局的关键却正隐藏在这里。菲永的贪污行为在法国政客里并非独一无二。有人预测国民议会里起码有一百个代表这么挪用职员津贴——也许往往是给情妇而不是给妻子的。该案涉及的金额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数额巨大,但对于法国政治腐败翘楚而言不过是毛毛雨——一位尖刻的批评家说过,也就比“在超市里偷东西”多一点。然而,搞到银行账户、退税或者类似的证据却是更难做到的。《鸭鸣报》是怎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搞到这些呢?这一周报被誉为法国顶级丑闻爆料媒体,常与英国的《第三只眼》杂志相提并论,它们提供讽刺和爆料。虽然法国的报纸因其笨拙的幽默往往使得他们的英国同行看上去更加机智。但更大的区别在于,《鸭鸣报》与政客幕后交易和情报机构操纵的肮脏世界拥有更多联系,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喉舌。【6】《鸭鸣报》爆料菲永的时机毫不含糊地显示,这并不是数月耐心、独立调查的成果,不过国家机器中既得利益者送出的一包炸弹——恰好符合该报政治立场。也许是社会党在财政部安插的官员为了阻扰对方阵营赢得胜利。也许是萨科齐的密友,他们在警察队伍中还为数众多,他们希望报复菲永在朱耶事件中对萨科齐的攻击。(译者注:2014年,法国《世界报》记者爆料称,法国前总理菲永曾在一次午餐中,要求爱丽舍宫秘书长让·皮埃尔·朱耶在针对萨科齐的司法程序上加速行动。)【7】也许是军事-外交安全复合体,希望消灭一个对法德在克里米亚、对俄制裁上的团结,正如特朗普对俄释放善意时,他们的美国同行所做的那样。不管材料来自何处,它对选举的影响比所有候选人竞选演说加起来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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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第一轮初选的两天后,《鸭鸣报》发表了它的爆料,这充分暴露了中左派的紊乱。奥朗德一选择退缩,一直以来觊觎大位的总理马努埃尔•瓦尔斯就宣布参选。作为布莱尔最知名的法国仰慕者,瓦尔斯在党内从未获得广泛支持,因为他在右翼道路上过于强势,过于公开地要求拆掉社会主义的假牌坊。他希望利用自己作为政府首脑的优势,将自己打扮成一位坚强的反恐斗士。然而,他在政府岗位上的新自由主义和专制偏好,在党内引起的厌恶使得他无力前进。第一轮名列前茅,然后在第二轮中获得大胜的是奥朗德的另一位部长,贝诺瓦•阿蒙。他于2014年底辞去政府职务,作为党内左翼的候选人。形象苍白,在建制派内没什么支持,对于不断缩小的基本盘也没有什么吸引力,阿蒙的胜利仅仅代表着社会党已经沦落:中空而又分裂。瓦尔斯甚至拒绝投票给他。在菲永刚刚失去获胜希望之后,他的提名意味着中左派也退出了争夺,正如五天前中右派那样。四月份的他仅仅拿到了6%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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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媒体的叙事却不是这样,更不用提国际媒体了。媒体把大选描绘为戏剧性的、甚至扣人心弦的斗争,被国民阵线——按你的口味,可以叫蒙着面纱的法西斯主义,也可以叫狂热有害的民粹主义——掌权的威胁所笼罩。国民阵线的掌权被包装成噩梦般的法版特朗普的胜利。这部分是因为典型的媒体逻辑统治了叙事。让人想不到的新闻才叫新闻:撩拨心弦、令人战栗的恐惧要比乏味的打包票更有卖点。此外,对第二轮选举的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是建制派秩序的标准逻辑:极右威胁越可怕,所有正派公民就越会站在民主捍卫者(champion of democracy)的一边。捍卫者的具体身份可以先放在一边,然后再让大家松一口气,告诉大家捍卫者是一位有魅力的年轻银行家。
 
今日,国民阵线的现实情况和以上这些关联不大。前伞兵让-玛丽•勒庞于上世纪70年代初创立国民阵线,起初只是极右翼的一个小党,具有典型的反共反犹色彩。十年后国民阵线在选举中取得了第一个小突破(9.65%),收获了工人阶级的选票——他们对转向紧缩的密特朗大失所望。国民阵线此时在意识形态上依然——这在当时极右翼政党中并不常见——积极拥护欧洲一体化和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在经济上的集权主义(statist)。【10】《欧洲联盟条约》(译者注:1992年签订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签订后,它抛弃了对欧洲的热情,逐渐转向平民视角,是当时唯一一个被认为政治体制中没有被明显腐蚀的政党——这一体制下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2002年国民阵线给了建制派当头一棒,勒庞进入了大选第二轮,尽管后来被希拉克82%的得票率所碾压,【11】五年后的选举,沦落的国民阵线只排第十位。遭遇这一挫折的勒庞退出了,他的女儿玛丽娜接手了党。自此之后,大衰退、玛丽娜更加出众的政治才能和奥朗德政权自由落体式的支持率下跌让国民阵线重新扬帆起航(put the wind in its sails)。国民阵线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玛丽娜的重新定位,不仅反对欧盟,也要——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捍卫福利保护和国家干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伤害。2014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在法国获得最多选票,达到25%。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该党的崛起是因为征服了工人阶级,法国共产主义留下的大把空间都被国民阵线所填充。这不再是过去工会化的工厂无产者,他们大多被去工业化所摧毁。残存原子化的个体,依靠着在小企业的短期合同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整一代人都与上一辈人的日常经验和文化环境所脱离。他们之上不再是法共内那样的教师和公共雇员,而是国民阵线里的小企业家、自谋生路的职业人士与工匠。工人阶级和国民阵线出于对上层政客、技术官僚和下层移民、流浪汉的共同敌意而联合。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并不比建制派两派的冲突要小。但这一联合在主观上却无需受到冲击:既然国民阵线被排除在体制之外,那么它无需为体制的错误而负责。在清白于体制的势力中,它是唯一组织起来的力量,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敢于直言体制错误的政党。在玛丽娜手里,国民阵线成了法国工人阶级首选政党。今年大选首轮选举中,为国民阵线投票的工人要多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37%,第二轮达到56%。随着收入不平等和岗位不稳定在腐败的政党交替体制下不断加重,愿意给国民阵线投票的人数也在增多:2002年总统大选480万,2015年地方选举680万,2017年总统大选首轮770万,次轮1060万——不过,最后这个数字却是两轮选举制(double tour)下扭曲的产物。真正支持国民阵线的人只占选民的五分之一,比那些弃权、投空白票和毁坏选票的人——主要也是工人——加起来还要少。【12】玛丽娜没有任何赢得大选的机会。国民阵线根本算不上对现有体制的致命威胁,不过是体制具有显著功能的一部分。它通过对现状进行焦虑的或自以为是的辩护,来吸纳所有值得认真考虑的思想——否则这些思想会动摇体制,甚至对体制产生质疑。国民阵线就是新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完美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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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翼超越体制的势力是最近出现的“不屈的法兰西”,由让-吕克•梅朗雄领导。梅朗雄(译者注:1953年出生,和托尼•本恩之子希拉里•本恩同年)比托尼•本恩(译者注:托尼·本恩(Tony Benn,1925.4.3-2014.3.14),英国政治家。工党左翼领袖。被形容为“英国罕有地出仕政府以后立场更倾左翼的政治家”。——来源:百度百科)年轻了一代,比拉方丹(译者注:1943年出生,德国政治家,曾任德国社民党主席)年轻了十几岁。梅朗雄是社会党国际的欧洲政党中,最后一个代表着在生涯晚期急剧左转的重要人物。对于梅朗雄而言,他甚至扔掉了过于让人受拘束的招牌。梅朗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家庭,1962年从摩洛哥返法。早期梅朗雄曾在法国托派的朗贝尔分支工作,那里给社会党培养了许多干部。随后他成为了密特朗的热情拥护者,在社会党声名鹊起。35岁的梅朗雄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他从左翼立场出发积极参与国际议题和党内论战。随后三十年一直对领导层忠心耿耿,为密特朗转向紧缩而辩护,投票支持《欧洲联盟条约》,在若斯潘内阁担任部长,支持若斯潘对宪法毁灭性的修改。(译者注:若斯潘推动了2001年宪法改革,将总统任期从7年缩短为5年,减少总统与立法机关的掣肘。此举被认为促进了权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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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朗雄
 
然而2005年的梅朗雄却公开反对《欧盟宪法》草案,受到了社会党的广泛支持。随后的全民公投中的大多数人也拒绝了草案。三年后,他离开了社会党,在社会党更左的一翼自行创立了一个小党。他在2012年和法共协商组成了一个联盟“左派阵线”参加大选,他本人作为候选人。这次经历并不成功,梅朗雄拿到了11%的选票,比2002年几个小型左派政党组成的联盟多不了几票。而左派阵线在立法机关选举里只获得7%选票。梅朗雄本希望阵线能够将所有幻想破灭的社会党人和残余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打造法国版的德国左翼党(拉方丹参与了德国左翼党的创建);但是坚持着和社会党所达成的地方协议的法共并不希望就这样被合并掉,因此这一阵线什么也没实现。
 
四年后的梅朗雄改变了策略,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运动“不屈的法兰西”,再次竞选总统,只不过这次不依靠任何人的力量。改变不仅出现在组织层面上。一度被拉丁美洲非正统政府的成功所吸引的他从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身上获得了特别的灵感。他和科雷亚一样都是社民党类型政府的前部长,后者是“公民革命”这一概念的先驱,他重订宪法,重新分配财富以及保护环境。这是一条发展之道,抛弃传统欧洲左派那老掉牙的纲领,转而采取更为激进、更有进步性的民粹主义,集合人民对抗控制已经破产的政经体制的精英。梅朗雄被恩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具有战略性的洞察力所吸引,他们在2013年阿根廷相遇。梅朗雄开始在国内将他们的思想投入实践。【13】梅朗雄的纲领和科雷亚相差不多,首先要求通过制宪会议建立第六共和国,而不是通过总统专制与舞弊的选举制度。他要求建立一个平等的议会民主制,具有罢免和公投的权利。【14】“不屈的法兰西”在集会中禁止红旗和《国际歌》,取而代之的是三色旗和《马赛曲》,希望能够吸引所有爱国者——不论他们的阶级或年龄——挺身反抗第五共和国腐烂的秩序。它借用了突尼斯人民驱赶本阿里的口号,Dégagez!——“滚出去!”作为运动的主旨。梅朗雄普遍被认为是电视辩论的获胜者,通过全息投影,在一座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雄辩气势发表演讲。在选战最后几周,梅朗雄的支持率在候选人中提升最多——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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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轮最终投票结果显示前四名候选人差距甚小。马克龙以24.01%明显领先,剩下三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刚刚超过一个百分点:勒庞21.30%,菲永20.01%,梅朗雄19.58%。【15】转向民粹主义的“不屈的法兰西”获得了回报。梅朗雄取代了勒庞常年处于的立场,成为国内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在18-24岁的年龄段中获得30%的选票,在失业人口中获得31%。梅朗雄还在郊区的年轻移民中获得了惊人的支持。法国前十大城市中,梅朗雄在其中四座——马赛、图卢兹、蒙彼利埃和里尔——获得第一。梅朗雄采用更加激进的纲领,比去年的“我们能”党在西班牙收获的选票只少一点点(21%)。他将哈蒙的选票缩减到了刚过6%。“不屈的法兰西”完成了西班牙运动的目标,但是却未能在投票中彻底摧毁社会党。【16】不过它并未能打倒国民阵线,玛丽娜在蓝领和白领工人,在收入最低的两类群体中依然遥遥领先。国民阵线和不屈的法兰西一起赢得了4月登记选民中40%的选票。还有24%的选民弃权或投了空白票。【17】其他西欧国家均未出现对建制派如此激烈的拒绝。主流评论家恐惧地提到,每5个选民中有2个显然愿意投身疯狂的冒险。【18】它将在何处终结?
 
事实上,这两股反体制力量,并没有汇聚起来进行共同的全民反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抵消了。无论它们对政经体制的批评多么类似,它们面对移民的态度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这使得他们在政治光谱上分裂为两极,互相妖魔化对方。【19】只要国民阵线在两者中拥有优势,它就会充当必需的幽灵,去维持第五共和国姿态上的统一。第二轮总统大选发挥了和十五年前一样的作用。然而,这一次对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的呼吁却没那么多了。梅朗雄拒绝号召选民支持令人厌恶的胜利者,后者也不需要梅朗雄支持者的拥护。第二轮中五分之二的选民没有支持,这是近50年来他们投票弃权率最高的一次。马克龙大胜,选票几乎是勒庞的两倍——如果说马克龙在全国层面没有再现2002年希拉克的辉煌,他至少在巴黎做到了,获得了90%的选票,跟乌兹别克斯坦似的,这已足够使人满意。在4750万选民中,马克龙获得2070万,1620万弃权或投空白票,1060万选择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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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清晰的数据是马克龙支持者的政治来源和社会背景。2012年投票给奥朗德的人在第一轮有47%投给了马克龙,2012年投票给贝鲁的人在第一轮有43%投给了马克龙,其他候选人在两组数据中都只有他的一半。相反的是,2012年投票给萨科齐的人中在第一轮只有17%投给了他。第二轮里,马克龙最高的得票率来自于阿蒙的支持者——71%。社会学上,第一轮中他在收入最高的两个集团中名列前茅。【20】换言之,他的核心支持者是当年帮助奥朗德当上总统的中左派集团。不过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次一部分中左派投向梅朗雄,更少一部分依然对阿蒙忠心耿耿,这些损失被贝鲁支持者的加入而抵消——类似规模的他们在2012年支持萨科齐。在贝鲁抛弃法国民主联盟后,三分之一的法国民主联盟成员留在了中右派。因此,获胜阵营中两个主要派别的相对分量有所变化:马克龙的联盟更多转向中派。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克龙联盟中,哪个政党为新统治者提供了最多的关键人员和政治-组织软件。马克龙周围的政治小集团要么来自斯特劳斯-卡恩(译者注: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法国社会党党员,曾任法国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11年因涉嫌性侵一名酒店服务员被捕。2012年5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宣布辞职,并遗憾地与法国总统之位失之交臂。——来源:百度百科)组建的团队,后者在丑闻之前为竞选总统而吸收幕僚。要么来自社会党政府财政部的前助理。矛盾的是,浮华而又充满丑闻的新闻业——《世界报》和《鸭鸣报》侧身其中——却带来了最具有讽刺性的结果:大众记忆中最不受欢迎的总统,领导着名声最坏的政府,却产生了一个不过是一丘之貉的继任者。奥朗德创造了马克龙,将其视为“另一个我”(Doppelgänger)(译者注:德国传说每个人有一个Doppelgänger,指隐藏在每个人心灵中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自我)。他会对自己的断言“马克龙就是我”而后悔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政治延续性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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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乱坠的宣传,霓虹灯在闪耀,在喜气洋洋的国外媒体与谄媚的国内媒体口中,马克龙成了法国的特鲁多或奥巴马。在某些选择性遗忘的人口中则成了法国的布莱尔。意识形态和形象上的相似是确实存在的。但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绝非无关紧要。对于个人形象而言,尽管炒作马克龙魅力的新闻众多,半数国民对其是免疫的:第一轮选举前夜,46%的人民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他的竞选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傲慢、自负和强势的印象。傲慢:一名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富得流油,对微不足道的人的轻蔑,身边被同类所包围——他圈子里7个人中有5个人来自国立行政学校。自负:他那平庸的纲领名为“革命”——自吹自擂的喇叭,他似乎忘记了,他曾嘲笑过革命与民族文学哲学最绚烂的花朵之间亲密的联系。(“我很迷加缪。”)他还说出沙文主义的大话。【21】强势:作为一名电视演讲家所具有的尖锐,在群众集会上高举手臂用最高音量叫喊。一旦带上了总统的光环,这些倾向自然会得到更好的控制。
 
显然,这些倾向身后潜藏着一个无情的政治愿望和才能,这把他大西洋的同类们(译者注:指特鲁多、奥巴马和布莱尔)远远甩在了后面。这些人通往权力的道路没有像马克龙这样快、这样具有冒险色彩,也没有如此的不沉着。马克龙的优势不止于此。他占据的职位和他面对的领域使得他能够有更大操控的自由。法国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不友好的国会中期选举所限制,更别提执拗的最高法院了。这远胜于美国的情况,而且不会受到英国后排议员叛乱的影响:忠诚的后排议员的辞职并不是单纯的象征。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特权之外,他面前的是一种特别的空白。三十年来,法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右转道路上迈出蹒跚、困难的一步步,因为中左派和中右派的政党交替,它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动量。两党都想竭尽所能推进改革,两党都被内部派别所阻碍,而且还被选举机制拖入两极化的争夺。2017年,随着社会党的崩溃,其对手的削弱,僵局突然出现了打破的可能。
 
历史上,第五共和国的新当选总统还从来没有在国民议会里面拿不到多数席位,不少人还在国民议会赢得了一场大胜。但是多数席位总是依靠党派的构建,由议员组成,他们代表着早已存在的政党或政党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派构建总是要受相反压力或选民要求所影响。在第二轮选举收获三分之二选票的马克龙本该对规则充满信心——2001年宪法改革有意地加强了总统权力。大选胜利之后,即将上任的行政机关可以期待横扫立法机关。但是和前人不同的是,通过他新组建的政党机器“共和国前进”——里面充满了新手和别家的叛徒,像意大利前进党党员那样,对他们的创建者惟命是从,他可以无中生有地产生一个称心如意的国民议会。如果这一党派构建的初始核心来自社会党,外围还有贝鲁的民主运动和“市民社会”里一些场面人士。那么战略目标就是通过右派领导人物的支持来扩张自我。及时地挑选自己人——爱德华•菲利普,也是个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作为总理,以及布鲁诺•勒•梅尔作为财政部长。一大批人很乐意加入马克龙阵营,更多人毫无疑问也会跟随。逻辑上而言,结果将是一个均质化的中间派拥有绝对多数,最终依据最好的处方,能够完成法国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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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行的依然是排他性选举机制译者注:国民议会选举办法: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选举均在星期天进行。在第一轮选举中,如某一候选人获得了参加选举的半数以上选民的支持,而票数又至少等于登记选民数的25%,他就当选为该选区的议员,无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如第一轮选举中无人得到50%以上的选票,则在随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组织第二轮选举。只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了超过12.5%的登记选民人数选票的候选人才有权参加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某一候选人只需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便可当选。得票相等时,年长者当选。在第二轮投票中,参加竞选的政党可实行联合,互相让票。——来源:百度百科。一般认为这一体制对大党有利,得票率不必过高就可获得大量席位),在机构层面很难停止这一机制。1958年,戴高乐的政党获得20.4%的选票,拿下198席,获得19.2%选票的法共只有10席。在6月的第一周,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结果是如此地具有可预测性,以至于超过半数选民甚至懒得去投票——弃权率达到51.29%,另外2.23%选民投了空白票或毁坏选票。这一数据不仅在法国史无前例,二战后任何西欧国家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所有登记选民中,共和国前进仅仅获得15.39%的选票,却得到了国民议会80%的席位。这是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某政党获得最多席位的一次。【22】因菲永的丑闻而心灰意冷、因人员叛变而衰弱的共和党人毫无心情——或毫无立场——去惹马克龙的麻烦。街头的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除外(译者注:前文曾黑过该组织是黄色工会)——将会继续抵抗,但之前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无法阻止奥朗德政府颁布的“艾尔•高姆丽劳动法”(译者注:2016年劳工部长高姆丽提出劳动法修改草案,在解雇职工限制上、在工时长短上、在加班费上、在劳动时间安排上都有不小的改动。被认为对资方有利,对劳方不利,在法国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那么他们也很难对付得了马克龙——至少在一开始,在新政府的蜜月期是没办法的。在国内,马克龙将会享受到商业循环中的货币回升带来的好处,毫无疑问他将成功推行大部分纲领——法版的“施罗德2010议程”(译者注: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于2003年提出的改革计划):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削减公共开支,鼓励创业,给企业减税,简化福利体系——这些都不难推进。他会很小心翼翼地推行新自由主义,不会把它严格地执行,而是带有补偿性,比如给小康人士的下层提供一点补贴。家庭债务不高——占GDP的57%,德国是53%,英国是88%——因此还是有容纳信用泡沫的空间的。现在自己人成了管理者,在他的支持下,人们可以预见到,资本的野兽精神将会复活,拉动投资。
 
事情能否按照预期进行,这就是另一码事了。德国的出口增长带来了平稳的增长和下降的失业率,它依靠的是压低工资,而不是什么“2010议程”,后者对复苏的贡献微不足道。德国同时还遭遇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危险——德国工人中,工资不到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是法国工人的两倍多。一种毕德迈风格(译者注:Biedermeier,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815年(维也纳公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现则多用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来源:百度百科)政治文化,加上旁边有不幸的邻国作为衬托,使得德国社会稳定。法国是很难复制这些条件的。在法德边境上实现出超是天方夜谭,是合成谬误。译者注:合成谬误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简而言之,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无论最近的“不光彩的三十年”如何稀释、麻痹了法国政治文化,比起莱茵河的宁静风光,法国依然是更具有爆发性的国度。如果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得到很快提升,第二帝国的气氛将会再次笼罩法国。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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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龙的议程而言,这一前景的成功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国内改革对他来说已经是囊中之物。更大的利害是欧元区的未来。巴黎一度产生的共识是,当前形式的货币联盟不仅造成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衰弱经济,也造成了法国增长的困难——只有布鲁塞尔的合谋能够允许绕开这一限制,赤字3%的上限才可以被接受。【23】在总统大选中,面对这个长期让法国头疼的问题,正儿八经的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提案来自阿蒙阵营,托马斯•皮克提等人提出了草案“欧元区民主化条约”——共22款,以及一篇激动人心的前言。条约被作者称为T-Dem,将会创建一个欧元区议会,由各国议会代表组成。每个党按照自己在欧元区议会的比例来选派代表(此外跟斯特拉斯堡(译者注:欧洲议会开会处,代指欧洲议会)一样,也有类似的分级制度(译者注:不太清楚表示的是什么,可能和欧洲议会代表选举所实行的递减比例制有关,具体可参见Wikipedia“European Parliament”词条)。欧元区议会将可以投票决定整个欧元区的预算和税收,从而保证“长久的增长、社会凝聚力和经济一体化”,将所有超过GDP60%的债务收归欧元区共有,选出一个欧元区财政部长来管理预算。皮克提和共同作者摆出数据解释道,为了安抚剩下的社会党选民,这一揽子计划将会符合选民的胃口。在这一欧元区议会中,左派可以获得更稳固的多数。【24】无需多言,纲领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对德国人而言,草案中的其他提议比欧元区议会更难以接受。这些玩意可能更能引起巴伐利亚社会基督教党人和荷兰自由党人的兴趣。
 
谈及欧元区议会时,马克龙的版本要更审慎含糊——却更不现实,由“所有国家议会的成员”组成,这个上千人的机构每月开一次会。他提议欧元区财政部长出台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却并说不清资源来自何处。【25】对于柏林的财政部长,他可以把这个版本当成选战时的吹牛,不必认真对待。德国政客心知肚明,马克龙是一个理想的对话者,没有人比他更好了,所以他们将竭尽所能支持他——朔伊布勒在大选前就宣称他将“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所以欧元区有了一定的保障。但风险在于,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只是装点门面的,和现存的欧盟议会和财政部长一样,最终不过是另一个无能的议会和傀儡部长。随着事态发展,不仅在德国,也会在荷兰、芬兰及其他议会,它们都要遭遇激烈的反对。这一新自由主义势力——但还不是新联邦主义的——的力量均衡将会阻挠改变。
 
人们可以发现,体制外对欧盟的反应更加激进。在法国,左右民粹主义均不赞赏单一货币,右派一度比左派的反对立场更加鲜明。比起过去,选战之中的梅朗雄进一步地倾向设想脱欧。但是他和勒庞——意识到这一前景会吓坏大多数选民,尤其是年长者——都否认希望单方面脱欧。然后呢?只有梅朗雄向这一框架提出了质疑。重建货币联盟的议题不仅如通常所描绘的那样是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如果法国拥有政治决心,它拥有足够的经济和人口体量,去创建一个无须负责的欧洲中央银行——这才是真正的难题,而不是什么欧元——来要求、强迫德国——一个老龄化社会,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强大——去接受欧盟的社会经济民主化,否则欧元区只有分崩离析。【26】最终的决定因素是力量间的均势。除非法国人恢复清醒,法国乃至欧洲都还要任金融官僚精英支配。对这个国家的新任统治者而言,这些话显然是天方夜谭:为什么要和德国争执呢,法国和欧洲最后不都要变成德国那样吗?
 
12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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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女神读书会”公众号,经略感谢作者的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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