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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实:中国政策,奥巴马将如何选择

 

 

 

编者按:奥巴马在经济困境中开始了第二个任期,继续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可能有哪些新举措?《经略》网刊研究员蒲实在20131月赴美亲历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并对三位著名的外交智库领袖进行专访,将他们对当代美中关系的理解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至于其中哪些接近美国官方的真实立场陈述,哪些是代表智库或个人的政策建议,哪些是试图影响中国舆论的官样文章,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20114月,在奥巴马第一任政府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的高官杰夫·贝德(Jeffrey Bader)卸任。最近,他刚刚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位内幕人士对美国亚洲战略的描述》。书中,他如此思考中美关系:“有关中美关系的波动与摩擦充斥着媒体……关系好像越来越紧张……但这是看待中美关系未来严重错误的方式。在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之间,摩擦不可避免,更何况它们的历史、文化、利益和价值观迥异。除非一国完全屈从于另一国,才可能指望没有摩擦,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定波动和争论的关系应该被视为是不可避免与自然而然的。成功的标准不是避免这些摩擦,而是管理它。”作为奥巴马亚洲外交政策的主要构建者,贝德带着历史的关切写道:“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平衡,既要维持美国的力量,又要避免陷入古典的安全困境——在困境中,双方都相信,对方实力的增长正是敌对意图的反映,从而对此做出回应,并使之成为现实。”他进而指出美国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与中国的信任”,“并且不把这种建立互信的努力视为绥靖或不可接受的妥协”。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正式开始之际,我来到华盛顿。在亲历了他的就职典礼后,在电视上收看了国务卿希拉里的告别演说,她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将卸任,新任国务卿克里将选择谁来接任亚洲事务,而谁又将领导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充满悬念。钓鱼岛的冲突让人的神经绷紧了弦,南海的冲突远未隐去;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一切都显得充满不确定。我想倾听华盛顿外交圈的人们正如何谈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我想要寻求答案的问题是:美国外交圈如何回顾与反思奥巴马第一任期的亚太外交政策?他们对“亚洲再平衡”的外交战略感到满意吗?如果有不满意,他们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如果中国崛起是历史性的国际结构变化,“战略互信”是诚恳的和可能的吗?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历史力量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性吗?我们的时代,外交能够成就什么?

在华盛顿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杜邦转盘”(Dupont Circle)。地铁报站员报站名,有时就直呼它为“外交圈”(“圈”与“大转盘”都是Circle一词)。的确,这个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由马萨诸塞大道、康涅狄格州大道、新罕布什尔州大道、P街大道与19街大道相交而成的交通转盘,汇拢了很多驻华盛顿的外国使馆,驻扎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智囊机构,当然少不了外交圈人士经常聚会的餐馆和咖啡厅,同时它也是上流社会的高档住宅区。围绕“杜邦转盘”,我沿途拜访了重要的外交政策智库——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外交圈的大脑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如何谈论和猜想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外交政策?对我的疑惑,他们将如何做出回答?这是后面这三篇专访的由头。■ 

 

 

战略互疑与互信

——专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前国安会亚洲局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导读:外交的作用是什么?外交恰恰是为了求得一种平衡。当有些事情不可避免时,那么让事情变得更糟还是更好?这就是外交的作用。

20124月,两位研究中美问题最具声望的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和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合写了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文章,反响很大,人们都在谈论它。他们认为,虽然中美交流广泛,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美方认为,中国一直认为两国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而中方则对美国想要维持其全球霸权深信不疑。互疑的现实与互信的期许,已成中美关系中很核心的话题。最近,中国提出了一个外交战略口号,“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型的大国关系”。

华盛顿对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意见不一。我自己的感觉是,他进入白宫时有很强烈的愿望,与他2008年在总统竞选中设定的目标一致,但很快发现,要实现他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我想他最好的成绩就是亚洲。

“亚洲再平衡”的外交战略产生于2007年,奥巴马当时还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时他说:“亚洲对美国利益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地区,我们对中东的战争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所以我们需要‘再平衡’,即需要把焦点放在更加重要的地区上,特别是亚洲。”他也把自己称为“亚洲第一”的总统。他一进入办公室,就提出了“再平衡”的具体构想。它的目标是,使亚洲在经济上更加有活力,因此促进全球经济的活力,并最终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其次,是地区安全问题得到稳定,使这些安全问题不会阻碍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增加美国的军费开支,不会牺牲美国军人的生命。美国要通过对亚洲经济、安全事务的广泛参与,来实现一个稳定、安全、经济繁荣的亚洲。

具体来讲,有几大主要政策,有些在奥巴马之前就有了,但奥巴马对其进行了更多的发展。一是经济方面,关键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为了建立高质量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平台,希望它能够包括所有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而且最后扩展到整个地区。这不是与现有的地区多边贸易协定竞争,也不是要替代谁。奥巴马政府没有批评任何东亚现存的和正在商讨中的多边贸易协定。奥巴马希望能够把整个亚洲囊括进这个规则体制中来。如果中国也感兴趣,而且能够在TPP完全成熟时达到该贸易组织的准入要求,美国将很欢迎。其次,由于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构架,产生了很多冲突。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亚洲出现了很多多边组织。美国在仔细考虑后,决定首先加入东亚峰会,这件事情中国是鼓励和欢迎的。这还包括奥巴马个人对东亚地区的承诺,包括每年亲自飞一趟东亚。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去亚洲是很远的飞行,他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是很认真的承诺。军事上,我们不承诺增加军事力量,而是承诺不降低亚洲军事力量的等级。像过去很多年一样,会不定期或定期地有一些更新,比如提升特定技术和军事能力,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会这样做。情势发生了变化,军队的能力也相应地变化。

“亚洲再平衡”是一项着眼于整个亚洲地区的外交努力,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的许多媒体评论,这项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这样的评估危害很大。如果真的是针对中国,也许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高级官员频繁地访问中国。也会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钱让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我们刚刚才宣布了我们会有10万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我们一直在继续对中国经济进行投资,而且现在也鼓励中国对美国经济进行投资,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水平现在增长得很快。“遏制说”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希望与解放军加强联系和合作。如果人们真的相信是这样,就会以很强硬的方式做出防卫性的反应,使得东亚的安全局势出现紧张。

进一步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美国是一个全球国家,它有能力对中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也正在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构成对美国的巨大伤害。双方都可以威慑对方。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信任,使得这些正在强大的能力不会动用来伤害对方。

对我来说,根本的要素有两点。我们必须在高层上保持接触。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未来,不光是讨论现在会怎么样,而是5年,甚至1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希望发展什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换句话说,有哪些事情,如果对方做了,就会造成严重的危机?我们如何做出解释?对双方来说,我们需要深化正在进行的军事讨论和政治讨论。第二,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所有机会让对方保持合作,不仅是双边的,而且是多边的,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别的地方。因为只有通过并肩工作,我们才会建立起信任。如果对方只是个遥远的对象,就很难理解对方,也很容易不信任。但如果另一边是那些与你共同工作,共同完成一些事情的人,通过工作的过程,你就很容易理解对方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建立起互信。在这两个领域——战略对话和具体的合作努力上,我们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举例来说,中国在缅甸有很多大的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与缅甸的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时候美国基本在缅甸没有任何影响。制裁让美国公司无法进入缅甸,在缅甸也没有大使,我们对缅甸曾经毫无影响力。认为“缅甸与中国过于接近,美国要扭转缅甸,使其反对中国”的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哪怕我们想这么做。我从90年代中期起就在美国政府里工作,我们尝试了很多年与缅甸进行对话,但并没有成功。

我对中国兴起的“阴谋论”深感忧虑。这一理论相信,美国作为全球大国,能够给中国制造所有的问题。有人认为美国在衰落,但同时又觉得美国越来越危险。因为美国正在衰落,中国看起来相对更加强大,所以美国就越来越下定决心阻碍中国的发展。我要说的是,美国根本无法操控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怎么可能操控呢?如果美国真的能够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无所不为,那就是个奇迹了。哪怕是与美国最紧密的同盟国家,也从来都不会做美国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因为美国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而是如果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国内政治要求,他们就做,不符合,就不做。世界运行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小国对大国敬礼说,我们当然会按你们说的办。如果对小国指手画脚,他们基本从来不会按你的要求去做。

上世纪40年代,最先起来攻击美国的国家是亚洲的日本;后来,越南与美国打了10年的仗。这说明,所有国家都会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19982008年,中国的外交方针非常明智,成功地减少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亚洲漫长的历史上,如果你看看越南与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越南多年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中越之间关系艰难的历史特别漫长,长达几个世纪。中国的周边国家都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记忆中。但是20092010年,中国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到亚洲的每个国家去,都听到人们说,中国的外交方式变了。中国的外交官曾经非常谦逊,但中国对其他人的观点和敏感问题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关心了。突然之间,中国的外交官张口说,我们是大国,人们吓了一跳。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想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利,都希望中国能一直发展。但同时,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并不是一个小国会完全拥抱一个大国,或完全拒绝一个大国,它们通常会平衡大国的力量,这是现实的政治。国际事务中的很多事情,大国是无法控制的。就拿古巴来说,它是离美国仅百里远的小国。美国从80年代就开始反对古巴政府,但却完全失败了。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即将离开国务院的时候,我曾站在他的身边,目睹了他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一位记者提问质疑美国外交政策说,美国的外交似乎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腊斯克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很多年国务卿,但我仍然无法以我想象的方式,去解决我就任之时面临的第一个外交政策问题,看似简单的东西从来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变得复杂起来。永远不要将问题简单化,任何事情都很复杂,这才是现实。”

我想,很多忧虑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很自然的,它也会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满足保护越来越多的全球利益的需求。但外交的作用是什么?外交恰恰是为了求得一种平衡。当有些事情不可避免时,那么让事情变得更糟还是更好?这就是外交的作用。当一个大国正在崛起,而且在领土要求上又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外交就应该软化这些棱角,而不是让这些棱角变得更加坚硬。目前中国的周边事态,的确是对中国能力增强的反应。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它?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一种好的谈论方式。■

 

 

 

奥巴马第二任期展望

——专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中心副主任傅瑞珍

 

导读:美国的亚太政策更多是对这一地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盟友国家对中国力量增长的忧虑的回应。

傅瑞珍(Carla Freeman)与中国的渊源与父亲有很大关系。其父傅立民是尼克松访华代表团的首席翻译,后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克里担任国务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呈现出与国务卿克林顿时期不同的特征吗?

傅瑞珍:作为参议员,克里表现显著,但是就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来看,他缺乏经验。对此我们感到不确定。在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政策方面,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策规划者。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将取代坎贝尔以及对坎贝尔政策的延续程度。但是,从根本上说,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努力为克里将领导的国务院定调。她强调中美两国间的新合作精神,认为只要中美都遵循规则,两国的竞争将会是良性健康的。总体而言,继续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将会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一个重要聚焦点。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将会是像以前一样,结合了制衡与合作。问题是,到底会制衡更多,还是合作更多。制衡更多则会体现在军事方面,合作更多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

我们现在军事上的行为是比较温和的。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确曾致力于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战略关系,整体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我们给予了更多的道义支持,在发展同盟关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更加强调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角色。甚至是在具有风险,或者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的时候,我们依然愿意毫无保留地表明我们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我们用这种方式提醒中国和地区其他国家,我们依然在亚太存有军事力量。而我认为,在象征性的前线,这么做会改变这一地区对美国角色的认知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否如预期的那样,实现了改变这一地区对美国军事角色存在的“认知”政策原意吗?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否滑向了未曾预料到的反面?

傅瑞珍:我感觉美国的亚太政策更多是对这一地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盟友国家对中国力量增长的忧虑的回应。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政策的实际效果是负面的,它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促成了对现状的改变。我们在一些领域施加的压力,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出回应。我特别指的是领土问题。本来中国和它的邻国能采取更低调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些事情的部分起因是2009年在一些国家进行的海洋划界立法。开始这本来是地区的一些国家对划界立法做出的反应,然后美国决定介入。这些领土争端中的一部分关键问题是海洋立法,因为要在2009年春季前提交划界文件。我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我的确认为越南在一些争端中扮演了导火索、催化剂的角色。当然,因为诸多原因,美国与越南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同时越南与美国、中国有着复杂的关系。美国和越南有着困难、有趣且复杂的关系,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认为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是我们的殖民地,我们最终没在领土争端上站到他们那边,但当他们面对北京的强大实力时,至少我们得显示出与他们站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在钓鱼岛事件中,美国真的尽力敦促日本保持冷静了吗?

傅瑞珍:我可以向你保证,美方的确在敦促日方保持冷静,只是我们不能在公开场合直接这样做,但我们通过很多私下的渠道积极沟通。而且日方刚刚进行了一次领导层的更替,因此我们先前与前任政府的商谈都必须重新进行,必须与现在的安倍新政府进行商谈。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但是我认为,尽管安倍晋三的背景偏保守,但他对于中日冲突的代价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大家都认为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强硬,他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政治支持,这反而可以使他有更多的政治空间对这一问题更加深思熟虑,采取小心谨慎的外交政策。安倍有更大的可能性,不再需要像上一任政府一样,进一步利用和膨胀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安倍通过山口那津男向中方递交了亲笔信,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亲笔信是一种更诚恳的态度,这与之前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去达成协议的方式不同,因为如果是在联合国提出来,中国将不得不直接应对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最初的问题,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有点超出各方预期,那么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外交圈中,是否对平衡亚洲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从而采取一些或许不是根本性的,但是微小的调整吗?

傅瑞珍:是的,在华盛顿,人们对此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人表示,需要重新思考再平衡战略,应该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包括之前的提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它提出来的时候,没有包括中国,现在美方也在进行重要的讨论,人们都表示承认,任何不包括中国的协议都会是缺乏效果的。美方正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TPP。我们将拭目以待,是否会有新的提议出台。

我认为目前对TPP这一构想的执著依然存在。也有一些拥有政策影响力的人认为,应该更加努力使中国加入TPP中。但是现在还无法得知这些人能否最终实际领导政策的实施。对于TPP最终能否实现,将走向何方,也还无法确定。我认为TPP更多具有一种符号性的意义。现在美国确实依然对TPP表示执著,但美方也可能会更多地关注现在已经存在的多边经济关系,并加强已有的关系。

美方并不认为TPP将是排他性的,而且中国、日本、韩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是TPP提出的背景。中、日、韩都是有影响力的强大经济体,他们相互更加紧密融合,那么对美方来说,有自己的、额外的自由贸易区就显得更重要。我们与我们的亚洲盟友们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十分艰难,部分是因为像农业这样的特定领域。因此TPP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涉及地区内的贸易联系。但是TPP现阶段被表达的方式和它呈现的发展态势,的确像是要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亚洲除中国在外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我认为这其实部分地反映了坎贝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局的部门利益。因为坎贝尔最初是一名苏联专家,他最先负责的是苏联事务,然后再转为负责日本事务,坎贝尔相信“日本第一”,而且他是通过他与俄罗斯及日本的联系来了解中国的,当他做到助理国务卿的时候,他才真正第一次直接去了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将中国排除在外,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坎贝尔的世界观。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因为中国和美国近期换了新的领导层,中国将再次成为亚洲的重心,而不是日本。坎贝尔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在他的时代,日本的确是亚洲地区的经济龙头,美日间的同盟关系也曾是美国地区外交的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克里呢?他比坎贝尔更加缺乏外交经验。

傅瑞珍:克里是更加缺乏经验,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将更容易受到专家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很强势、有主见的人,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设定优先事项,与坎贝尔搭档得很好。他们两人有很多观点都很一致。坦诚地说,我认为他们很多的政策,他们的世界观,“软权力”的维度很明显。如果是更为现实主义的、对民主价值观不那么强调的人进入政策圈,不是新现实主义而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人,则会更加注重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会不断加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事实是,我们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弱,但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军事实力。我们会加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搞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无法承受和中国搞军备竞赛、使双方军事紧张升级的后果,代价太大。任何做出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务实的现实主义者,都不会这样处理亚洲问题。

由于克里相对缺乏亚太事务的经验,我猜测,他会更加倚重专业顾问的意见。还不太清楚,究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国务院,会更多在亚太事务上发挥影响力,这的确很取决于两部门头头的个人魅力。

三联生活周刊:当中国开始改变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时,过去定义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一些因素是否会发生改变,并改变中美关系的形态?

傅瑞珍:如果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出口,这将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开始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景正在地平线上显现。所有这些都会剧烈地改变中美关系的形态。现在,我们还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内部市场,而中国也有可能能够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对美国来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生产力过剩,所以再提高生产力的空间很小,我们将特别依赖于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对此我们还没有什么战略。只要看看我们最近的一系列决策,我们正在各个层次减少我们的教育经费,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领域,这说明,我们对此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考虑。我们的地方政府没有经费来资助这些需要加强的领域,因为他们的税收收入很依赖于房地产税收。我们需要思考一种新的财政模式,这是美国的大问题。这不光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也是地方政府的大问题。不过也许“穷则思变”,这些缺钱的地方政府也许会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式。我们也需要改变移民政策,那些愿意冒险、重塑自我的移民是美国创造性的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两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调整,对于货币与汇率政策的讨论是否会淡出中美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产权问题?

傅瑞珍:货币与汇率政策曾经是中美关系的重点之一,但我猜想,这个问题在第二任期可能会很少再被提及。中国更加侧重于本土的创新,也有一些自己的跨国公司,能够替代过去一些美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对外资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对美国来说,市场准入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商界出现一些抱怨。但如果你看看像通用电气这些美国企业巨头的分析评估,就会发现,他们仍然非常坚定地认为,要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我想,中国政府释放的信号将非常重要:中国政府还像过去那样欢迎外资吗?那些低端的、简单技术的合资公司很有可能会不再受到欢迎,中国的劳力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的公司在发牢骚。但新的合作机会和投资机会始终存在的,甚至我们可以在第三方进行投资。中国更加需要的公司是高科技公司,知识产权就成为更加敏感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你认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吗?

傅瑞珍: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权威主义的经济强国,它们的确不是善良的国家,德国、日本就是例子,我们与德国曾经打过大战。所以我们对这件事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历史经验。我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变得更小,武器也更具摧毁性,战争的代价史无前例。如果我们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努力,我想还是可能解决问题的。但这需要特别有前瞻性的领导力。奥巴马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有远见的总统,但我们现在的确需要有远见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曾经出现了这样的领袖,但现在不是。也许这样的领袖将会出现在中国。不幸的是,中美之间有太多的不信任和怀疑,我们还是在不断地对冲对方,信任还是不够。也许,欧洲或者其他的第三方能够从中搭建桥梁,为全球建立一个新的框架。■

 

“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延续下去

——专访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

导读: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得到了参众两院的一致支持,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不会有任何力量改变它。

 

包道格(Douglas Paal)曾是中情局亚洲事务分析的高级专家,先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新加坡大使馆任职,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幕僚。里根政府与老布什政府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是国安会内掌管亚太事务决策的最高层官员。他还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台北办事处主管和摩根大通的副主席。

 

三联生活周刊:华盛顿的外交圈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如何看待和反思他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对哪些领域感到不满,并希望做出政策调整?

包道格:我从白宫的人那里得知的信息是,奥巴马的连任本身就是对他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肯定,他的外交政策在第二任期将会呈现延续性。亚太政策上,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得到了参众两院的一致支持,所以我认为,几乎不会有任何力量改变亚洲“再平衡战略”。

三联生活周刊:“再平衡战略”看起来有遏制中国的意味。

包道格:中国媒体基本这样看。我一直与白宫的人保持着联系,我也一直告诫他们,对再平衡的军事方面讲得过多,对经济和外交方面强调不够,而这些都是再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最初,“再平衡战略”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因此,当初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非常支持它。但从201111月开始至2012年,国防部的人开始不停地说国防预算平衡问题,佩纳塔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做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演讲,他对重建军事力量谈得过多,这误导人们认为,“再平衡战略”就是美国的军事压力。实际上,美国的军事部署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未来10年也不会。我们的国防预算总体上在缩减。2012年,这一讨论在政治选举年完全失去了方向。

我尝试过说服国防部长佩纳塔的方式,说服他软化一下方式。20128月他去中国的时候,我认为他很认真地这样做了。他在中国军事院校发表演讲,以更综合的方式解释“再平衡战略”,而不仅仅是军事。我们没有在日本和韩国派更多人和军队,也没有增加船只。我们对中东、地中海、大西洋的旧船只做出一些更新和调整,让它们退役,这是一个从小布什政府最后一年就开始的调整过程;当我们有了新的船只,我们把它们更多地放在了太平洋。所以,美国船只的总体数量并未发生变化,但在中东、欧洲减少得较多,而在亚洲则维持了原有的水平。

美国海军一直梦想在太平洋有更多的船舰,但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没有变成现实。预算约束很难允许美国实现更多的船只。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船只。21世纪,船只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军事资产。它的造价极高,而一旦沉没,就没有了。建造潜艇和不同类型的战斗机是现代军事更经济的方式,它们在战争中的存活率比船只高很多。在我们的政府中,对于海军和战舰的未来以及它们的使用还在进行着很多的讨论。而在中国,讨论的东西和语境却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认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增加了军事力量,这并不是我们头脑中正在考虑的军事战略。我曾试图向每位我见到的中国学者解释这一点,但他们都很难理解,每个人都在说增兵、增兵。事实是,我们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是不降低等级,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微调。比如,在澳大利亚,那其实不是一个军事基地,而是一个军事训练设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我们每年派出3个旅在冲绳岛定期训练,现在,我们将两个旅派往冲绳,一个旅派往澳大利亚。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近年来在中国边境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和冲突背后的系统性动力?

包道格:中国在亚太地区正展示出它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不曾有过的能力,这将改变地区现状。中国在构建海军力量上投入了实实在在的资金,而其他邻国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加上对主权与领土的要求,这就产生了竞争和冲突。我们需要保持现状。中国的外交在19982008年是非常有效和成果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使得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上升。2008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兴起,外交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这是否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历史上看,国际体系中的领土所有权现状发生改变,无不是通过冲突来实现的。通常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才能坐下来谈如何解决。与邻国开战是否值得?我很相信,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很难和平地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叫停。我遇到很多聪明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将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事实上,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国内只有5%的人口是右翼分子,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但他们并没有统治日本。人们也误读了安倍晋三,他的行动与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极端的语言使人们的情感脱离了现实。

中国与亚洲国家结盟的弱势主要在于,中国很强调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而盟友通常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中国的周边外交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联动后果。

美国一直鼓励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在边境地区承担了一些军事责任,但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比如地中海、波斯湾和拉美。一个稳定的世界,一个不再需要更多武器与核的世界,是大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希拉里所领导的国务院在外交事务上显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你认为克里担任国务卿后,国务院的工作风格是否会发生改变?克里是否会给奥巴马更多的空间来主导外交政策?

包道格:对这届政府来说,白宫对各个部门都有很强的控制力,包括国务院。希拉里很有能力,很强势,也显得对中国很疑惧,但她也与戴秉国等中国官员合作密切,这是一幅复杂的画面。克里的说话方式与希拉里可能会不一样,但我并不认为会有大的改变。

历史地看,第二任期连任的美国总统最终都会成为“外交政策总统”。第二任期的前18个月,这是总统还能在内政问题做出成绩的时候,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谈的都是内政问题,但是18个月以后,他就会像任何一位连任的美国总统一样,内政上无所突破,感到沮丧,转而专注于外交政策。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正在敦促他尽早思考外交政策问题,比如,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让彼此约束竞争的一面,在以后的4年中多进行合作,设定积极的议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华盛顿,我听到人们议论,在这两年中,过去一直不愿公开发牢骚的美国商界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陈述他们在中国经商遇到的问题,这是一种新动向。你认为美国商界作为一个变量,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

包道格:每当中美关系处于危机中时,如果没有美国商界的支持,情况就会很艰难。无论是80年代末,还是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时候,美国商界在推动积极的中美关系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0%以上的美国公司仍对在华经商感到满意。但当商界在寻求更多市场准入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压力,国有企业对资金和市场准入都有优先权。这是商界对中国的支持开始发生变化的起始点。在具体层面上,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不同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中美之间有经济战略对话,这一机制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我们需要在经济战略对话下面创立另一层结构,让中美之间低一层级的官员能够定期地见面,在部级级别上应该有34次的会晤,谈论这些具体的问题。两国政府需要在正确的级别上进行对话,寻找破除这些阻碍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总体的、概括的问题,而是一个接一个非常具体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商界仍然清楚,中国体制就是中国体制。他们不会把焦点放在改变体制上,而是会放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上。

三联生活周刊:诺贝尔经济学家、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最近有篇文章指出,中美两国都在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中国正在产业升级和加强内需,美国则寻求更多的市场准入。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包道格:中国与美国都在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中国的“内需”正是我们需要的,中国的内需增加了对美国商品进口的需求。中国方面的扭曲主要是过度的投资,储蓄和收入都不拿来消费,限制了它达到应有的消费水平。当然,这种扭曲里有数据统计的因素。很多中国的消费都被列入了投资栏目里,因为那些是政府的开支项目。实际上,这也的确不是真正的消费。还有很多因素则不是数据的低估。中国人的生产能力比他们的收入增长要快,他们的收入应该赶上他们的生产能力。

从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加强内需、消费拉动的经济方式意味着,从中央、省级到地方政府级别的所有官员,围绕着他们流动的资金流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要适应新的体制是很难的,如果处理不好,的确会很具挑战性,这当然有潜在的政治影响。但中国在70年代曾经成功地实现改革开放,转变为今天的领导方式,成功大于失败。中国在过去4年中做得很好,我不认为中国在以后的15年里会做得更差。

三联生活周刊:在两国同时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知识产权问题将取代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吗?

包道格: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企业的自身创新能力必须提上日程,过去那种靠现有技术改造、依托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极大瓶颈。一旦技术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知识产权的确立就会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知识产权问题目前的确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这个领域涉足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曾经在新加坡、日本等都是一个严重问题,甚至在18世纪的美国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最后都改变了他们的规则,转而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符合他们鼓励自己的企业进行创新的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美元的未来?它将如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包道格:美国经济在20072009年陷入衰退,这一次的衰退是因为流动性泡沫破灭而出现的,而不是生产力过剩,恢复的周期也更加漫长。泡沫产生于过度的投资和债务,经济一旦减速,债务还在那里等着偿付,所以经济的增速就会更加缓慢,有时需要910年才能恢复过来。在头4年里,美国的家庭每年偿还60%的债务,这意味着吞掉4%的经济增速,因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钱都拿去还债了。每年,无论好年份还是坏年份,我们都会付出3%4%经济增速的代价。当债务还清后,我们的经济才会回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偿债过程被华盛顿关于税收和收入的政治讨论给阻挠了。实际上,对税收和支出的很小的调整就能把美国经济送回到复苏的轨道上去。

在未来的6个月中,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税收体制,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可以预测和稳定。美国银行与企业现在持有大量的现金,都在持币观望,他们在等待政策环境的一致性。现在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为零,借钱赚不到钱。只有等到美国企业清楚,收多少税?雇人和解雇人的成本有多高(社会福利问题)?他们才敢开始行动。现任奥巴马政府给共和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它们要对这场辩论负起责任来。共和党在美国大选中败得很惨,我想政府会做到的。美国需要达成一个协议,将经济送回到振兴的轨道上,这个协议就是税收和支出协议——提高税收,降低支出。美联储发出的大量的钱都蠢蠢欲动地等着想流出来赚取利润,一旦协议达成,闸门一开,现金流将如瀑布般一泻而下。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党内部分裂的问题。温和的共和党人在初选中被右翼选民攻击,最后变得极右,不得不接受右翼的政策。他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奥巴马的连任告诉共和党人,他们必须在6个月内与民主党人达成税收法案。奥巴马也会感到沮丧,因为他想要更多的社会福利和退休福利,但他最终不得不通通让步,我们的国家完全没有实现他抱负的资源和财富。

美元的角色仍然会很大,但会变得相对较小,巴西里拉,人民币等其他货币会慢慢在国际经济中扮演它们自然应有的角色。但中国不出口它的利润,它的利润得不到再循环,这就意味着,海外没有人民币,人民币也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必须要有债务,人民币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你不借债,那在中国之外就不可能有人民币,也就不成其为国际货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还从未得到严肃的讨论。这意味着必须深化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金融市场因此会变得更加复杂。给予购买中国商品的人更多的人民币信贷,就会让交易变得更加简单,也会让美元、欧元和日元从交易中退出,这样,人民币就会走向国际化。中国必须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大内部市场,让人们的钱有地方放。中国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只能把钱放到房地产、银行账户上,或者是偷运出国。中国应该发展更多的债券、股票和投资信托,这样人们的钱才能安全地投资,保障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和家庭财富的增长。这样,人民币也会走向国际。不能只把钱拿来去巴西买豆子,去智利买铜,这不是开放的体系,而只是一笔笔单一的交易而已。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拉美国家的国际组织偏好美元而不是发展他们自己的货币,结果最后基本是灾难性的损失。■

                                                                             (原发《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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