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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辑刊)序言

 【编者按:《经略》辑刊第一辑由本刊编委会与法律出版社合作推出,不日将在各大网上书店上市,敬请读者关注。此为辑刊序言。】

 


 

 

我们能期望什么?——中国真正成为中国。

我们能做什么? ——用我们的思考与写作,推动中国向中国的回归。

我们知道什么? ——以下就是我们汇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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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中”,首先指向的是其在自身的“天下”视域中所处的地位,相比于地理位置的“居中”和相对于周边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其通过自身具体的存在,承载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生活方式。在19世纪与西方列强激烈碰撞之前,中国在自身所知的“天下”范围内,扮演着文明理想核心担纲者的角色。但19世纪西方列强军舰在海上的突然出现,大大拓展了“天下”的空间范围;国人原来所熟悉的“天下”范围日益被纳入列强的法权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不仅不再“居中”,甚至日益沦落为被征服和掠夺的对象。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硬实力”的衰败使其无法承载原来的文明理想,更深重的危机是,连既有文明理想的普遍性都遭到了深刻的怀疑。中国的古代传统在近代的国际生存竞争中越来越难于提供现成在手的工具,只是以曾经的辉煌映照出当下的屈辱,催促仁人志士们探索出路。紧迫的现实需要压过了任何对文明的体系性与有机性的考量。于是,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一个在当时成功或貌似成功的国家,一个个榜样倒下了,又有一个个榜样被发现乃至发明。近代以来,中国是如此好学,以至于今日中国的器物和制度都成了“万国牌”,充满着“混搭”的色彩。

然而在最高的文明理想层面,中国一直保持着对欧美宣称发现的新的普遍性的怀疑。诸多近代思想者对古典文明理想的怀疑乃至否定,并不等于中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欧美列强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做一个优等生。古典的“天下”视域与“大同”理想,恰恰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之中。中国好学,其背后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不仅解放自己,而且要带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获得解放;不仅自己现代化,同时也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远大追求在中国国内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实验和制度创新,其经验和教训都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精神财富。然而,在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一远大追求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之间尚难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为未来积累而抑制当下的物质欲望,也导致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并不会及时体现为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因而给许多人造成了“停滞”的错觉。

于是,路径发生了调整——中国一度刻意悬置文明理想层面的争论,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开放,以求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立竿见影式的提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内,中国“硬实力”建设成就斐然。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坐二望一”的经济总量、首屈一指的工业生态以及在一些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体现在日益增强的国际话语权上。环顾全球,恐怕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一趋势。

然而,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担心。只有中国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只有中国自己才能摧毁自己,而这种自我挫败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族群裂隙扩大等代价,而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也在遭受着基层组织空洞化、政党官僚化、党群关系疏离等种种问题的考验。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克服过度的实用主义,重新阐明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文明理想。

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我们回归文明理想层面的争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为增强“硬实力”而引进的许多貌似技术性、手段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中立的,而总是潜在地指向某种既有的普遍性主张和相应的社会秩序。当这些器物和制度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图景也会逐渐被当成不言自明的规范。而整个社会长期问“器”不问“道”的结果是,中国知识人独立自主地探究新时代的普遍性的意志也已经大大弱化,许多人的想法不过是做好欧美的优等生,更有抱负的目标不过是从优等生的位置再前进一步,把老师从教席上“拱”下去,获得讲授旧教科书的资格。无论是哪一种前景,都需要中国按照旧教科书的标准,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在这一背景下,希望中国独立自主地发现当代与未来世界的普遍性,不啻为离经叛道。

然而,这套旧教科书所宣称的普遍性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它提供了从价值观、制度到器物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服膺其价值观,就有许多配套的内容自动跟上来,许多问题都获得了现成的答案,可谓现代化建设的“懒人包”。然而这个“懒人包”即便对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都没有作诚实的总结   ——比如说,西方各国通常在自身民族工业弱小的时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工业强大之后才实行自由贸易,然而他们不会将此作为历史经验而写入“懒人包”;比如说,德、美、日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几乎都是“山寨”其他工业先进国家,只是在自己工业体系变得很强大之后,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美国与西欧是在工业化之后,才真正实现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然而这个顺序也不是“懒人包”的一部分,当代西方会要求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地模仿其当代制度,而不鼓励后者真正细致地研究他们的发家史,学习其中有用的东西。 这个“懒人包”可以建立起“老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但对于那些想从“差生”变成“优等生”的“学生”来说,往往是无益的。

 这个“懒人包”面对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其解释力也日益变得捉襟见肘,更谈不上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了。以欧洲为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穆斯林将在许多国家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而伊斯兰教所提供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更是一种整全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果穆斯林成为多数,按照“一人一票”的规则,就能够逐渐改变现有政治体系的面貌。欧洲只有将伊斯兰教从一种整全的社会生活方式改造成为一种个人信仰,才能让穆斯林完全融入现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然而这种宗教改革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区的对立已经形成。西方提供的“懒人包”将《查理周刊》嘲讽各大宗教的自由视为自身的核心文明成果之一,但它对法国的族群和宗教和谐来说,却是一剂毒药。面对本国的未来,法国的政客们一片迷茫。当“懒人包”在法国本土都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它代表着当代世界的新普遍性么? 

 从中国革命中产生的独立自主的政治道路,使得中国保持了自主探索和发现当代世界正在生成的新普遍性的可能。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只有提供真正吸引人的公共产品,其所提出的文明理想才能得到内外广泛赞同,而公共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当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具有共性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在对外输出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尤其是“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已经在广大亚非拉地区获得大规模的推广;中国甚至向一些非洲国家输出了政治建设经验。然而,这种输出在当下仍然是有限的,通常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中国内部对于究竟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社会,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对于中国究竟能向世界贡献什么,目前也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 

《经略》辑刊诞生于中国的全球意识重新勃兴的时刻。在方法上,我们主张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的建构和再生产作为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来把握。无论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安内必先攘外”的认识方法,都已经不适应于这个时代,因为“内”与“外”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在很多方面甚至相互嵌入与共振。这意味着,中国秩序的建构,本身就是对各种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同时,中国道路的探索,在增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同时,也必然对会其他国家人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贡献于各国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这种“内-外”观的审视下,这三十多年来主导的“西方-中国”分列两端的世界图景,与中国当下实践的脱节已经越来越大。这一世界图景当初适应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实践,但无法把握中国在接下来的开放实践,更无法把握世界秩序演变的动力机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崛起,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工业社会的版图。同时,正如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影响力“走出去”,也正是从第三世界开始的。相对于掌握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的西方而言,中国是个外来的挑战者。但中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游戏规则,在每个议题上,中国都需要自己的盟友,需要将自己的主张上升为代表全球多数人的主张。实践呼唤“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我们从广泛的全球史视角切入,将那些被西方“懒人包”史观边缘化的叙述重新放回全球历史互动共生的现场。

世界观和历史观紧密交织。“懒人包”将世界历史表述为一个文明在西方内部不断演进并扩散到其他区域的线性进程。而要自主探索当代世界的新的普遍性,就需要将“懒人包”里所包含的一系列普遍性论述重新历史化、语境化,探究其在何种具体的历史机缘中产生,又如何完成从具体到普遍的话语建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破除“血统论”,挖掘“发家史”。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阐明西方提供的提问方式和回答方式的局限性,也无法看清中国究竟可能在哪些方面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提议“反向操作”,建构一个中国文明的“血统论”神话。中国必然是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过程中,通过作出“较大的贡献”而赢得世界的认可,没有过硬的贡献就不会有话语权。因此,中国经典体系的重建与文化传统的复兴,也需要围绕这个“较大的贡献”来做文章。要让未来引导对过去的重构,而非由古人在坟墓里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留下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思想遗产,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强大的法宝。没有独立自主,中国就只能生活在他人的普遍性论述之下,无法为人类贡献新的可能性;没有实事求是,中国就会被各种思想“懒人包”所俘获,失去面对活生生的实践创制新理论的能力;而“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国内政党建设的法宝,在全球秩序的建构中也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最后一点或许不易理解,在此仅举一例:只要看看全球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在争取和组织基层群众上所下的功夫,我们就能理解有些国家的反恐斗争为何不能成功。

我们并不欣赏“为批判而批判”的姿态,而是主张有责任感的言说。批判与自恋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要想不滑入自恋,就需要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演化的力量保持某种敬畏。无形的思想要改变世界,就需要在一个各种力量互动的世界中找到着力点,并尝试给出替代的方案。这需要判断力,更需要责任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近代中国虽经“旧邦新造”,但从未失去“天命”意识;认识新时代的“天命”,是承担这种“天命”的前提。四年之前,若干同人响应先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创办《经略》网刊,努力以前瞻性的眼光关注国内国际秩序的演变。四年以来,《经略》的编者、读者和作者队伍都不断壮大,初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风格的学人群体。正是共同的价值关怀和时代使命感,让不同专业出身的研究者超越学科的藩篱,在思想的互相激荡中携手共进。谁也不敢宣称自己找到了破解时代难题的钥匙,但可以确信,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里,我们将始终如一地践行先贤的教导,努力做责任的承担者和未来的开拓者。

是为序。

 

《经略》编委会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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