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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旧邦新造:民初的宪政运动与国家构建——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采用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族共和歌》作为“国歌拟稿”,其中第一句曰:“东亚开化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显然,南方政治精英视革命为“旧邦新造”的一次努力。既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多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将革命的“失败”归结于袁世凯的窃权盗国。然而,这种单线的历史叙述掩盖了民初宪政运动和国家构建的复杂面向,不仅没有正视袁世凯、康有为等所谓“反革命者”或“保守派”留下的积极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而且流于一种肤浅的革命史观,无法为20世纪中国的漫长革命进行有效的哲学辩护。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甚或20世纪世界史)的开端,其转折性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但这一意义只有在主权连续性、政治正当性话语和政体形式的转变、政治整合方式的变革、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和相互渗透等众多线索中,才能予以深刻地揭示出来。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正是这种学术努力的可喜尝试。[1]它虽然只是围绕1911-1917这一短时段展开讨论,但其展现的理论和历史视野是宏阔的,颇给人以启发。

 

一、大妥协与中华民国诞生的法理基础

 

革命和建国既是政治事件,也是法律事件。正如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所言,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结束之后都要制定一部宪法,一部宪法必须为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2]那么,南方革命势力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否完整地完成了中国的革命建国并夯实了民国的法理基础?一直以来,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成为学界主流的叙事线索,但如果突破对宪法的规范和形式意义上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清帝禅让-《清帝逊位诏书》-北京临时政府构成了另一条不可或缺的历史线索。南方革命势力并没有力量独立完成全国范围意义上的革命建国,而是经过南北谈判、政治博弈和妥协,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主权代表结构,在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之间存在一种主权连续性。

 

《清帝逊位诏书》曰: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

 

袁在清帝退位第二天即发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布告,宣示北京临时共和政府在法理上受禅于清帝:“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同时,袁世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4]“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表明,只有在清帝退位后民国才算建立,从而在法理上否定了南京共和政府的正当性。

 

当此之时,存在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它们都在法理上宣示自己对全国的主权代表性,但在治权上却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只有两个临时政府合并以后方能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和法律建国。这一合并的联结点是南方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与此前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应被视为南北方政府之间达成的一个实现融合的政治-法律安排。选举之后形成的统一的共和政府,则实现了南北方政府有效代表性的叠加”。[5]虽然袁世凯成为统一共和政府的首脑,但却要接受《临时约法》的约束。《清帝逊位诏书》(尤其是其中的“优待条件”)在民国建立后虽然具有拘束力,但毕竟不如《临时约法》具有宪政结构意义上的形式完整性,因此是是南方的法统而非北方的法统主导着新的临时共和政府。南北政府合并是妥协的结果,其实质是“从政治上,南方进了袁世凯的‘瓮’,而从法律上,则是袁世凯进了南方的‘瓮’”。[6]

 

南北妥协和清帝逊位是各派政治精英的一次暂时共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不仅有利于政权的和平过渡,而且《清帝逊位诏书》中有关“五族共和”的宣示客观上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有利于民国政府从法理上抵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活动。这是因为,清王朝的政体具有“复合君主制”的特色,皇帝与其统治下的不同区域和族群建立起不同的法理关系,清王朝的同一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皇帝的有形的身体,而非制度的同一性建立的: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族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7]一旦“皇统解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就面临分裂的危险。事实上,外蒙和西藏将革命视为一次帝国境内各民族脱离大清、分别成立新国的行动,这与内地的革命独立显然具有不同的政治意涵。南北政治精英能迅速达成共识,摆脱单一民族建国模式,与上述危急形势紧密相关。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其中指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8]

 

袁世凯在担任统一共和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后,也明确宣布(1912年4月22日):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为我中华民国之民,自不能如帝制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9]

 

外蒙独立分子、政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曾责问袁世凯“吾两国均系前清之臣民……君非前清之子孙,又非其同姓,何以强言理应承受其原管领土?”袁世凯答曰:

 

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以总揽政务权,举付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付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库伦本为民国领土……甚盼熟筹利害,使我民国受于前清之领土及统治权完全无缺[10]

 

由此可见由《清帝逊位诏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构建的“五族共和”的主权代表结构和法理基础之于中国主权连续性和国家统一的意义所在,相比于同时期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革命或战争的冲击下走向解体,中国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凝结了转型时期政治精英的智慧。

 

二、延迟的宪法决断(Ⅰ):政体如何安排?

 

妥协的积极意义固然明显,但它带来的稳定局面是非常脆弱的,它只是政治精英集团之间“暂时的休战协定”。他们固然就“五族共和”的主权代表结构达成共识,但“就北洋政府的法理基础、国家的政体安排等极其重要的国家建设问题,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共识和政治信任”。 [11]

 

就北洋政府的法理基础而言,袁世凯在民国成立后日益模糊自下而上的革命之于民国建立的作用,而逐渐强调清帝自上而下的“禅让”,尤其是《清帝逊位诏书》中的“袁世凯条款”。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高度赞誉其之于中华民国建立的功绩:

 

中华民国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12]

 

1914年,在召集“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清帝逊位诏书》的法理意义再次受到强调。《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称:“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又曰:“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立效力,尤属当然。”[13]最终成文的《中华民国约法》第65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条件、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以宪法形式确认“优待条件”的最高法律效力。

 

袁世凯试图突破《临时约法》对他的法理约束,不仅意在重塑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欲改变国家的政体安排。《临时约法》本是南方革命势力为约束袁世凯政府而匆忙制定的,带有“因人立法”的色彩,并不符合当时实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34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表命令时,须副署之(第45条)。这或者导致府院失和(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矛盾,唐因此辞职),或者导致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冲突(陆徵祥内阁无法稳固),国家事实上陷于无政府状态。在1913年“天坛宪草”起草期间,袁世凯批评《临时约法》存在致命缺陷:“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14]然而,国民党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袁世凯的意见视而不见,制定出一部具有“超议会制”色彩的宪法,旨在将总统变成纯粹的虚位元首。这与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的诉求完全背道相驰,他干脆剥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资格,另起炉灶,召集“约法会议”,炮制出一部具有“超总统制”特点的《中华民国约法》,极大地扩充了总统的权力,继而又搞起复辟和帝制运动。政治精英的博弈形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在体制内部达成妥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袁的称帝进一步将他的许多支持者推到反面:诸多满清旧臣不满于他的篡逆;北洋系的将领因原本可以轮换的最高领袖位置被一个家族把持而失望;像梁启超这样的原本亲袁的立宪派则痛心于袁世凯误判形势,不明自己事实上已在共和的招牌下获得专制权力,反要一个君主的虚名袁世凯的复辟引发了内战。在袁死亡之后,留下的是一个比清帝逊位更大的的权力真空,北洋系内部的整合都成为问题,地方军阀势力进一步加强,政治权力的进一步碎片化成为赤裸裸的现实。[15]

 

此可谓“大妥协后的不妥协”,精英之间无法就政制安排达成共识,国家日益碎片化,政治和文化秩序面临更加深刻的危机。

 

三、延迟的宪法决断(Ⅱ):共和抑或君宪?

 

在某种程度上说,妥协意味着宪法决断被延迟了。但妥协之后的中国政治并没有因此走上良性轨道。英国是通过妥协实现成功政治转型的代表性国家,在英国,“经过一个长期的、逐渐的发展过程,一项原则慢慢地、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排斥了另一项原则” [16],它以君主制的政体形式达到了民治国家的实质目标,是“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制)的典范。

 

辛亥鼎革之际的1911年11月,康有为曾作《救亡论》,力倡“虚君共和”。在他看来,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以起争乱,甚非策也。”只有变君主为虚君,“以无用为大用”,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共和。[17]在康看来,只要国为公有,无论是否有君,都可以称为共和。康是1917年清室复辟运动的支持者,他曾给张勋建议,“其一,今日复辟,当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恢复大清旧号; 其二,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君主无责任……”,[18]坚持的仍是“虚君共和”的制度设想。

 

康有为支持君主制,但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人选是满清皇帝或者孔子的直系后裔衍圣公,而非袁世凯。在1916年发表的《讨袁世凯檄》、《劝袁世凯退位书》和《致袁世凯书》三篇檄文中,康有为历数袁之种种罪状:卖国、搜刮、暗杀、专制等,认为袁世凯没有资格称帝。“袁任大总统不过四年,对中国百姓还没有明显的恩德,反而有卖国、加税等种种弊政,也未得到部下全心全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即便是在儒家传统道德中也无法得到支持:袁身为权臣,逼清帝逊位,是为不忠;背叛大总统誓言,是为不义” [19]。更重要的是,创设一个新君主远比接受一个旧君主困难,袁缺乏历史传统的支持。正如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在反对袁氏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指出的,“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其国,君主之可贵,其心在此。”[20]而袁世凯只是一个军事和行政强人,他能获取君主的专制权力,却无法获得君主的神秘魅力和权威。

 

在《旧邦新造》一书中,章永乐指出,“君宪是一种高度依赖于历史与传统的政体,君宪的产生需要若干条件:(1)事先存在君主,(2)存在尊崇君主的风尚,(3)存在有利于保存君主制度的政治精英联盟,最后,(4)还需要有利于保存君主制的军事结构”[21]。而无论是洪宪帝制还是张勋复辟,都无法同时具备上述诸要素,因此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但君宪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袁世凯或康有为的思想是“反动”的,或者共和必然优于君宪。实际上,袁世凯、康有为和张勋等君宪的实践者对共和弊病的种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无论如何,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和民国建国基础的薄弱导致宪法决断被延迟了,各派政治精英都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君宪不过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alternative),而其失败意味着只能通过“再造共和”的方式重塑中国国家的未来。

 

四、从组织和结构的角度审视民初宪政运动的困境

 

民初君宪共和的反复以及宪政运动的挫折,既不应归结为政治家(如袁世凯)的野心或权术,也不应归结为政治家法制观念的单薄(如刺宋案发生后,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在走完法律程序之前就发动二次革命),而必须从组织和结构的角度审视宪政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将近代中国宪政的失败单纯归结为某些思潮、个人和党派的责任,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些“负有责任”的个人或党派都受制于历史的结构性条件,而当时总体的历史结构性条件——“皇统解纽”后的秩序解体、晚清以来的军权与财权下移、帝国主义列强四面环峙、政治精英高度分化——对于建立一个宪政国家本来就是很不利的[22]

 

以军权和财权的下移为例。清末统治者启动的宪政改革具有集权性质,目的即是为了扭转晚清以来内轻外重、地方主义勃兴的局面。但集权性质的改革触动了地方督抚和士绅的既得权益,引致后者的离心和反抗。武昌事起之际,远离北京的南方督抚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很快岌岌可危,并最终走向崩溃。但南方独立省份各自为政,并不听从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指令。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一个邦联性质的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力北伐,不得不和北方的清廷-袁世凯集团进行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但国家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后的袁世凯政府也必须面对地方分立主义的现实。袁世凯做出一系列努力——通过镇压二次革命加强对部分南方省份的控制,整顿财政,进行军事集权,创构具“超总统制”的政体(文本体现是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等等,试图完成实质上的国家整合,但袁的改革把革命派势力排除在外,并压缩了士绅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空间,因此面临重重阻力。

 

1915-1916年间的君宪运动应被视为1914年集权改革的继续,可谓一次更为急进的集权运动,其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军事权力的下移和分散化。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集团是一个“凭借利益和庇护关系组成的军事官僚集团,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纪律”, [23]袁世凯无法阻止其部下建立他们自己的庇护关系网,北洋集团逐渐蜕化为一个较为松散的军事联盟,而袁不过是名义上的盟主。而且,北洋各将领作为掌握财政和军事大权的地方实力派,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袁世凯的集权改革实际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北洋各实力派日渐离心。袁世凯曾经的得力助手——冯国璋和段祺瑞反对袁称帝,更多的北洋将领则持机会主义态度,并不是袁氏帝制运动的真诚支持者,一旦形势有变,他们即见风使舵。“袁世凯之所以从清朝旧臣一跃而成为‘共和国的君主’,其基础也就是举国无人可匹敌的武力。然而,正是其领导的军事-官僚集团的内部组织结构,阻碍了其成为真正的君主”。 [24]

 

五、人民主权正当性之不可逆转

 

从组织和结构的角度审视民初君宪运动的困境,可以避免“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式的简单化解释,但是,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帝制的终结,无论如何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成文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与《清帝逊位诏书》中所宣示的“天命”、“人心”可谓相映成趣,共同表征了中-西、古-今大变局下政治合法性话语的交糅和转变。如果说在传统中国“天命民心”更多是一种软性的道统约束,那么到了民国时代,“主权在民”已然成为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政统和法统,“护国”和“护法”所以能成为两面强有力的旗帜,显然与这种新政统和法统的树立存在紧密关联。也就是说,“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 [25]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主权在民”最显在的制度化机制是由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清末最高统治者因没有及时建立完全国会而饱受舆论批评,立宪派还为此发动数次国会请愿运动,对清王朝的合法性造成巨大冲击。进入民国后,第一届正式国会很快在1913年成立,袁世凯发表颂词:

 

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由于四万万人民心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借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圆满进行。……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26]

 

只是,表征“共和国之实体”的国会并没有存续多久。由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制宪过程中一意孤行,出台了一部“议会中心主义”色彩的宪法草案,没有照顾到袁世凯集团的政治诉求,袁于是悍然解散国会,随后又解散地方议会并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中,袁世凯指责国会存在种种弊病,认为与其“致启国民以轻视国会之心,何如求机关之进步改良,尚留国民以尊重国会之地。”[27]袁的指责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民初国会的表现确实无法令人满意,但国会起着形式意义上的政治合法化功能,离开了这一功能,袁氏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虽然袁世凯在解散国会后成立了御用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等,但它们由于程序上的瑕疵而无法发挥正常国会的功能。睿智的做法也许是梁启超向袁世凯所进谏的:“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28]但袁世凯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由于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袁世凯无法改变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因此也就没有能力获致足够的实质合法性资源,而在形式上他又存在致命缺陷。于是,袁的权力虽日益膨胀,但其政权的正当性基础却日渐削弱。正如汪晖所指出的:“‘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这也是现代平等政治的地基。关于这一命题产生了无数的争议和辩论,但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29]只有在“人民主权正当性之不可逆转”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何以袁世凯最终失败。

 

六、经由“现代君主”之政治整合

 

在“主权在民”的政治合法性原则确立后,谁是人民、如何寻找人民、如何整合人民和国家,从而实现“旧邦新造”,就成为摆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的新课题,也是他们不断博弈和斗争的焦点所在。民初之际,国民党主张通过议会-政党来实现政治整合,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等则诉诸于总统领导下的公共行政体系,并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两种主张的侧重点虽然有所差异,但在它们的视野中,作为整合对象的人民并非意指普罗大众。在当时,普罗大众只是“沉默的大多数”,士绅、商人、新知识人等阶层才属于所谓“民”的范畴。“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平民的共和国,而是一个士绅与军人的共和国”。 [30]大众不是政治动员的对象,国家也没有能力深入基层社会。

 

民初的议会-政党由于自身缺陷(以利益而非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严重、缺乏凝聚力)无法完成对前述阶层的整合,政治精英则由于缺乏共识而陷入分裂状态。袁世凯致力于加强行政体系以实现国家整合,但在集权的过程中出台的举措,如解散国会和地方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等,却压制了士绅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空间,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在一个政治-文化陷入全面危机的碎裂化国家,前述两种方式注定不可能完成政治整合的任务。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主导力量和整合机制:列宁主义政党。

 

它不同于19世纪欧洲或民初中国的议会政党之处在于,它是直接通过社会运动来动员并塑造人民意志的政党,对议会政治并没有多少兴趣;它不同于普鲁士-德国的公共行政之处在于,它遵循政党的政治伦理,具有很强的反官僚科层制的特征。这种新型政党动员、组织人民,进行政治整合,并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在动员、组织与代表人民的过程中,它诉诸的是最激进的“人民主权”的话语,将“人民”树立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晚清以来的国家全面危机最终通过这一政治整合机制而得到缓解[31]

 

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这种列宁式政党比拟成“现代君主”。“现代君主”承担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组织者;二是引领“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从而为“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而且,精神和道德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的纲领联系起来,以改变社会被压迫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32]

 

相比于国民党,共产党是一个更为成功的“现代君主”——它有着更为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纪律、更为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并实现了对军队的一元化领导。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路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巩固对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在农村中把建党与社会经济改革(土地改革)相配合,照顾到广大农民阶层的实际利益,从而获得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而这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兵员和后勤上的保障。共产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入基层社会的动员能力。共产党在夺取、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既发现又重塑了“人民”,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凝聚者。经过“漫长的革命”,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浴火重生,旧邦得以彻底新造。1949年《共同纲领·序言》宣布“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主义”均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一新型的“主权在民”话语和结构在中国的真正确立。

 

七、革命与宪政的辨证法

 

在不少法政学人看来,革命是一个充满了“破坏”的过程,崇尚暴力,过于激进,是消极的;而宪政则意味着受到约束的政府和良善的治理秩序,是一个“立”的过程,崇尚渐进改良,是积极的。这实际上把革命与宪政对立了起来,没有看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3]]在革命有了全新的理想和目标后,它就不仅仅是“破坏”,更是为了建设。辛亥革命所以能被称为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有理想”的,但它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完成共和政体的立国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理想和目标,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是一次“再造共和”的努力,其胜利奠定了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也就是说,革命为的是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统治秩序,将分裂的国家重整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和伦理共同体,而这也恰恰是宪政的源初目标:

 

宪政的源初的目的是为了将政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绝没有为了宪政而反过来让政治共同体分裂的道理。constitution这个词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整合”的意思。该词源于拉丁文词语constitutio, con是“在一起”的意思,situere是“设”、“置”的意思。宪法原本就是将诸多要素整合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技艺。[34]

 

革命过程中往往难以避免暴力,因此革命建国“貌似”一种与宪政分离的建国方式,“但这只是‘貌似’,因为后续的革命所解决的军权分散、地方主义、民族关系、精英分裂等等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宪政问题,是进一步的宪政建设的基础”。[35]这就需要突破对宪法的形式化和规范性理解,看到宪法(宪政)背后的政治建构意涵。宪法(宪政)首先意味着树立国权、建构政府,其次才是限制政府、保障民权。缺乏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作为前提,规范性的法律体系建设和民权保障只能是空中楼阁。当然,任何革命都意味着对旧的宪政体系的冲击和破坏,但革命之所以爆发恰恰是因为旧的宪政体系存在致命性缺陷。具体就1911-1917年的民初宪政体系而言,它缺乏稳固的国家作为前提,在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制宪过程一波三折,法统难立,再一次革命难以避免。但1926-1927年国民革命后建立的宪政体系同样存在缺陷,国民党组织纪律涣散、内部派系林立,不仅缺乏统一国权的能力,而且其法统还一度出现分裂之危机(如1930-1931年的“约法之争”)。这一宪政体系的弱点在抗战和内战的冲击下暴漏无遗,最终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打破。

 

任何革命后都有一个建立和维持新的宪政体系的问题,就此而言,宪政具有保守性和“反革命”的特点。但宪政建设并非一劳永逸,正如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所言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6]1949年共和国宪制体系的建立既是革命的一个暂时结点,又是一场新的革命的开端,这里的革命不再意味着“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指向一种不断的自我革新和完善。政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革命与宪政之间相反相成、互相作用,体现了一种复杂的辩证法。

 

八、哲学、历史与文明主体性

 

辩证法的哲学观和思维方法在毛泽东经典篇章《矛盾论》中有精彩表述:“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务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37]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固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周易正义》曰:“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天顺民,大亨以正者也。”[38]在笔者看来,20世纪中国革命和宪政的辩证法之深层逻辑仍是中国式的,集中体现为《周易》中所表述的一种“通变”哲学和历史观。“变通者,趣时者也”,“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

 

“通变”哲学和历史观的对立面是线性进化观。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线性进化观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尼采语),另一种是“遗憾史学”或“后悔史学”。依据前者,历史是革命胜利者的自我肯定,相对于进步革命势力,“失败者”或“落伍者”等其他政治主体被侏儒化。有鉴于此,《旧邦新造》一书试图同情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失败者”和“落伍者”,从而为我们呈现一幅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历史图景。实际上,康有为等“反革命”的“落伍者”试图以连续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重塑中国政治和文化,有利于纠正以往过于强调断裂的革命观。只有综合断裂和延续性的双重视野(分别对应周易哲学之“易”和“不易”),才是符合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至于“遗憾史学”,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于拔高未实现的历史可能性,从而将实际的历史进程判为值得“遗憾”或“后悔”的“歧路”。比如将清朝与民国的政权交接方式与国共两党的革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前者因其妥协性,更符合“宪政”精神。这种历史观不仅脱离了历史语境,从而沦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而且陷入一种抽象的实体化的思维方式,缺乏互系式的动态思维观。它简单地褒扬宪政、贬低革命,而看不到革命与宪政之间的辩证关联。我们既不应也不能“告别革命”,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根据和合法性起源。

 

辛亥百年之际,我们必须认真“清算”前述两种历史哲学,如此才能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予以清楚的界定和阐释。同时,也只有坚持中国哲学和历史主体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语),才能深刻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和宪政发展的深层逻辑,并在更高的层面为之进行辩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在完成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历史任务后,我们尚需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承担起“保教”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她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会议上致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做出展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9]在共和立国一甲子之后,毛泽东的期望悄然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开始重返世界之巅,而中国之崛起也必然负有文化使命。中国必须而且能够打破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为世界提供另外一套政治体制和文化理念,从而昭示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注释:

[1]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16]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第26、61页,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清帝宣布退位旨》,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7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清帝退位诏书》也被称为《清帝逊位诏书》。

[4]《袁世凯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76、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2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6] [7] [11] [15] [19] [21] [22] [23] [24] [25] [29] [30] [31] [34] [35]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第70、72、3、74、78、188、175、13、193、200、2、“汪晖代序言”、8、108、14、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月至6月),第453-454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史料研究中心1971年印行。

[10]转引自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载《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2辑。

[1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8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3][2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93、95、8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26]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67、103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7]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675-6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19页,[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20]侯宜杰选注:《新民时代——梁启超文选》第245-24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第117-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3][3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9、1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4、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8]王弼等:《周易正义》第197、201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版。

[3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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